10话实说

     方维规，生于上海，先后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及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习。1986年赴德，曾在洪堡大学和亚琛大学哲学院深造，主修比较文学，兼修日耳曼语言文学、语文学，199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2年至1996年为特里尔大学语言文学传媒学院博士后，从事文学研究。2002年获德国教授学位以后，任教于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与特利尔大学。2006年起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方维规主要从事中西比较诗学、历史语义学和文学社会学研究，并积极推动中德两国在现当代文学及媒体方面的交流，特别是用德语写作了多部关于中德文学比较以及介绍中国文学的著作和论文。 他的代表性著作德文著作包括：《觉醒与反抗时代的自我认识─中国现代文学1919－1949》（Harrassowitz出版社，2006年），《互联网与中国─数字化生存》（Heinz Heise出版社，2004年），《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1871－1933─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Peter Lang出版社，1992 年），《布莱希特与鲁迅─论“间离效果”》（Centaurus 出版社，1991年）。

     2011年4月，方维规教授受邀在墨卡托基金会在北京组织的“启蒙之对话”系列沙龙上发表了关于启蒙与中国语言变革的演讲。

     1. 你最近在忙什么?

     作为教师，当然首先是教学为主，辅导学生做论文。还有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写文章、写书，以及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手头正在写一本关于当代德国文学的书，就快截稿了，最后的书名可能是《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另外在写的一本书是《概念史论稿》。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德国？是怎么开始的？

     接触德国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在中学里被分到德语班是学校的安排。那时在中国的德国人非常少，但70年代前期已经有一些德国旅游团来中国。那时候德国人到过我们班，听我们的课，跟我们随便聊些什么。德国人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中学生都很兴奋，觉得自己能用德语跟人说上话了。这算是我最早接触德国人的时候吧。真正开始接触和体验德国，那是1986年，先去东德留学，然后又从那里直接去西德攻读博士学位。算上学习和工作，我总共在德国20年。

     3. 与德国的交往给你的工作或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最大的影响或许是决定了我的人生方向。大学毕业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不久，许多人经商去了，我留校教德语。去德国时的老同学后来基本上也都改行了。惟独我在博士课程结束以后，一直在德国的大学工作，去过几个大学。直到现在，我的工作一直是在大学，没有在其他任何行业干过，从德国开始的做学问也就成了我所谓人生的方向。

     4. 你在德国最美好的经历是什么？

     读完博士和取得教授资格时的经历是忘不了的，也是美好的。另外我也很喜欢在德国旅游和摄影。

     还有就是与德国同学晚上去酒吧。上学时我往往对学生酒吧都比较熟。一起去酒吧喝酒聊天，总是最舒心的事。包括后来工作以后，也常跟谈得来的同事聚会，谈天谈地，谈人生百事，可以从晚侃到黎明。这种事情现在在中国几乎没有，中国人的聚会就是去饭店吃一顿饭。

     5. 你在德国最不愉快的经历是什么？

     一时说不上来。在那里学习和生活那么长时间，有愉快的事，也肯定有不愉快的事。

     6. 有没有你最喜欢吃的德国菜？

     在德国的时候，好像没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最想吃的是德国面包，就是早上那种新鲜面包（Brötchen）。当然这不算德国菜，但感觉那种面包在中国或东亚的很多五星级酒店也极少看到。

     7. 对你来说什么“最德国”？

     总的来说，我是反对说什么“最德国”、什么“最中国”的。什么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觉得德国人很“规矩”，就是各人做各人的事，心态较平衡，即便对很多事情有其不满之处，但总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样一来，他们做事总是比较认真，没有多少大话空话。也就是说，不会大话说在前头，然后兑不了现。

     8. 德国文化方面哪种成果给你印象最深？

     我是做学术的。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德国人的思辨性、理论性。德国哲学有深厚的传统，现在也是世界闻名的，就连德国文学中也渗透着不少哲学味道。就整个德国人的文化而言，他们对音乐的爱好令我印象比较突出。德国大学生都没什么钱，你到他的房间去玩，喝酒聊天，那里可能是空荡荡的，很简单，但是好歹都得有个音响设备。这仿佛是房间里的必备品。

     9. 如果可能的话，你愿意和哪个德国人换一天生活？

     和一个农场工作者换一天生活，享受一下自然。可就是不知道我是否干得了他的活。

     10. 你希望把德国的哪些习惯或理念带回国内？

     我接触过的大部分德国人在待人接物时，除了一般客套外，他所说的话，基本上是他要说的话，而不是违心的话。这样的交往比较简单，不用多揣测人家的心思。作为知识分子，在德国不用在大会小会上说一些自己都不觉得的假话，阿谀奉承的话，不用说一些他凭良心良知不可能有的观点。这是中国人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