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拾碎

     拉尔夫•奥贝毛厄尔（Ralph Obermauer）：
     后民主的概念适于诊断欧洲社会的民主自治政权的危机，这个想法与其他思想一起根植于启蒙的政治哲学。现在，金融危机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政治机构没有去驾驭而是被驱动。您赞同这种判断吗？

     于尔根•格布哈特：
     导致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拥有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的联盟（欧盟），她依据民主自治的原则建立，却没有共同的自治机构。虽然欧盟有一个欧洲议会和一个委员会，但由于只是松散的国家联盟而非真正的联邦，很难在危机时期采取政治措施，而必须总是征询各国议会的意见。像美国所走的联邦化道路，欧洲目前还没有走到。危机越多，越会更倾向于再国家化。欧盟现在只是个拥有共同货币的松散的邦联，这是这次危机的实质。

     李强：
     我想强调另一个方面：金融危机是一个民主赤字的结果。欧洲并没有一个基于民主选举的联邦政府，而只有不具约束力的各种预算协议。各国的政治家们想要在国内当选，基本的倾向是承诺多支出少征税。这样，各国的民主机制与欧盟的缺乏基于民主而构建的统一政府性机构便形成张力。假如包括欧盟在内的各级政府都是民主自治机构，可能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格布哈特：
     我想再补充一下。德国现在有了一个宪法爱国主义。我们一方面对我们的民主机构、政治文化和宪法法庭表示满意，但另一方面，正是这个宪法法院一直坚持强化国家议会的权力。无论德国政府想要在欧盟财政方面有任何作为，都必须通过德国议会。同时在德国和发生危机的各国，反欧盟的不满情绪愈发高涨。所有欧洲国家的政治家们都感受到舆论的压力，而且也必须对此做出反应。

     奥贝毛厄尔：
     与此问题更为相关的，难道不是经济和金融市场不再受政治调控吗？最近危机的首要原因似乎在于，各国政府在不受管制的和国际化的金融和商品市场面前变得无能为力。各国国内债台高筑，因为公共设施和服务的财政投入所必需的税收，经受不住流动资本撤离的压力。而当对市场的管制在国家层面上失效时，在欧洲层面上也同样不成功。相比而言，中国政府在结构上处于一个更强势的位置。然而中国同样也有它的问题，即如何让市场的飞速发展遵循政治所期望的轨迹。

     李强：
    欧洲的问题不是缺乏对市场的管制，而是缺乏对支出的管制。要求改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压力导致欧盟各国债务累累，这个问题并非市场造成的。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政府对经济干预太多，国有企业仍然垄断很多领域，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强调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创造一个能够保障市场正常运行的法律环境。当然，政府也应该提供更多的基本社会保障，有些社会福利问题靠市场无法解决。

    格布哈特：
    我也许不应该公开说，但是在这个意义上，曾经持续到1990年的冷战格局也有其好的一面。那时候没有全球化的市场，没有全球化的投机炒作，没有全球化的贸易。资本市场只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在1929年经济大危机之后人们意识到，这种金融危机能够导致社会分崩离析。对此出现了三种对策，罗斯福新政、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人民之家、希特勒的民族共同体，福利国家由此诞生。二战后德国确立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方向，这方面可参考威廉•洛卜克（Wilhelm Röpke）、瓦尔特•奥伊肯（Walter Eucken）的相关著述。市场必须受政治机构的控制和框定。这是当时的情况。而最近的金融危机则是政治决定的结果。杰弗逊关于每个人都必须拥有房产的想法导致了美国地产泡沫，而新政允许任何人以优惠条件获取房贷。这一点被银行所滥用，直到人们后来发现，很多人永远不可能偿还贷款。这些有毒资产被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因为这种交易是受到批准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政治家们创造出来的。连评级机构的权力也是政治决定的结果，因为法律规定，投资必须考虑信用评级。

     奥贝毛厄尔：
     过去的政治决定使现今的政策失去了进行控制的机会。

    格布哈特：
    是的。这个问题最先从美国的一系列互不相干的政治决定开始。其中一些也被欧洲采用，当时对后果也并不清楚。今天对所谓的市场再进行控制的确很困难，如今是全球性的自由互动。请不要误会我，在资本主义和现代经济里人皆逐利，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认为市场会自发产生秩序的想法。这是个意识形态问题。

     奥贝毛厄尔：
     李教授，您刚才表示中国需要更多市场，您对此怎么看呢？很多人在谈论一个新的世界政治秩序方向共识，即所谓的北京共识，它对立于旧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换言之，中国不是遵循新自由主义模式，而是试图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实现经济更平衡的发展。这对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当有吸引力。在欧洲的上述情况下，也可能有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除民主方面之外的发展感兴趣。

    李强：
    我们的处境完全不同。中国在改革之前基本采取苏联模式，政府控制一切，从经济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过去30年的成功不是所谓的北京共识的结果，而是邓小平的改革路线的结果，这些改革现在被一些人视为新自由主义而加以批评。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仍然过大，这造成许多问题，包括备受批评的不平等问题。许多人把不平等的产生归咎于市场，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我们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不平等应归咎于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权力过大，造成许多寻租机会，造成社会机会的不平等。这方面的不平等是深受社会诟病的。当然，即使机会平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会产生不平等，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奥贝毛厄尔：
     现在世界范围内都看到了，不受限制的市场所带来的除了繁荣之外，还有严重的不平等。那么这种观点看来也并非完全荒谬，即中国的不平等也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侵入有关。

    李强：
    当然，市场是原因之一，但非市场因素至少同等重要。许多人的财富源于对资源的垄断控制、不正当竞争、腐败。这在任何地方都会被抱怨。中国传统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是通过正常市场竞争获得的财富，在社会上受到的争议与非议就会小。譬如，中国有一个企业家叫马云，他建立了一个B2B（企业对企业）网站，现在成了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由于他的财富不是通过权力寻租获得的，社会对他的评价就不同于对通过权力寻租而暴富的人的评价。

继续：
《对话：启蒙与政治哲学》 （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