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拾碎

     从3月23日到5月12日，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中国福建等地先后发生6起针对校园儿童的恶性凶杀案件。6起案件中均有多人受伤，其中福建南平、广西合浦、陕西汉中三地的凶案还造成致多人死亡。凶手专挑天真懵懂的中小学生、幼儿园孩子下手，实在是穷凶极恶，罪不容诛。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人神共怒！

      校园凶案如多米诺骨牌一般集中频发，给公众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中央和地方政府迅速采取措施，严密保障中小学、幼儿园的校园安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也倍加警醒，更加密切关注当前中国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关注社会上失意人群的绝望而暴戾的极端情绪。

      上述6起案件中，除广西合浦凶案和广东雷州凶案的凶手被证实有较突出的精神疾病外，其它4起校园凶案的凶手都不是精神病患者，他们的作案动机，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生失意，比如生活困难、恋爱婚姻失败、工作不顺、与他人发生矛盾纠纷等等。基于此，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凶案反映的不只是作案者的精神疾病问题，而更多地是凸显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精神病”——主要由社会因素而非个人因素引发、催化的精神疾病。近些年来，贫富差距、官员腐败、司法不公、征地拆迁侵犯百姓财产、劳资纠纷、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大量出现，给普通公众特别是失意人群施加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当精神压力逐渐积累、发酵而迟迟得不到释放，一些失意者就选择向最弱势、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施暴，以此发泄仇恨、报复社会，甚至寻求与被害者“同归于尽”。

      以往发生类似案件时，官方都会强调作案者的精神病人身份（如果能证实其患有精神疾病），如果作案者不是精神病人，就强调他们个人的具体原因，而极力淡化凶案背后的社会原因，淡化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现在，情况似乎开始有所不同。第6起校园凶案发生之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也特别指出，要加强基层工作，努力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关心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合理诉求，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温家宝、孟建柱等高层人士的意见表明，中国政府正在逐渐认识到，“社会精神病”是当前校园凶案频发的深层次原因，必须从社会层面入手，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此类校园凶案再度发生。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止步不前，以社会保障体系为核心的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使中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治理仍然停留在专制、人治的水平，离真正的民主、法治尚有百里之遥。由于公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不受监督，普通百姓很容易受到公权力的侵犯，并且在被侵权之后很难获得法律的救济与保护。由于新闻报道和网络言论受到严格管控，公民通过媒体表达诉求的渠道严重阻塞；同时，由于法律的限制和行政权力的强力管制，公民也几乎不可能通过游行示威、请愿罢工、公开抗议等形式表达诉求、疏解紧张情绪。在这样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结构下，中国社会变成了一座高大森严、密不透风的“围城”，那些被公权肆意侵犯的人，那些倍感人生失意的人，那些在沉默、愤懑中苦苦压抑的人，久而久之就患上了“社会精神病”。他们在茫茫暗夜中瞪大眼睛，一定要在“围城”上找到一个发泄和突破的口子，他们找到了最薄弱、最容易下手的地方，就是中小学和幼儿园校园……

     令人不安的是，校园凶案发生后，许多人在切齿痛恨、愤怒谴责凶手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将仇恨的矛头转向了政府。有人编了这样一条短信：“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意思是说，发泄仇恨、报复社会的人不应当伤害无辜的儿童，而应当去找真正的“债主”——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出门左转”不远处的政府大院算账。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频频发生的校园凶案，不但加重了失意人群与被他们伤害的社会公众的对立，加重了失意人群与政府的对立，而且也加重了社会公众与政府的对立。如果社会公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不断加重，失意人群势必越来越大，他们疯狂报复、滥杀无辜制造的凶案悲剧很可能越来越多，由此将进一步加重失意人群与社会公众、失意人群与政府、社会公众与政府三方面的对立，形成一个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这将是一个万分危险的局面，其恐怖的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弥漫于中国大地的“社会精神病”，实际上是一种积弊深重的“社会病”、“政治病”。欲求根治之道，惟一的药方只能是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强化法律对公民权利的救济与保障，让公民充分行使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公民有地方诉苦、申冤，有地方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温家宝总理说要“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最深层次的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