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拾碎

     歌德学院总秘书长汉斯-格奥尔格•克诺普博士（Dr. Hans-Georg Knopp）于2009年10月24日至26日访问了武汉，并参加了在长江畔举办的德中大道活动。中德文化网主编马雅女士就他在文化交流方面的经验采访了他。

     马雅: 克诺普博士，您的简历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因为从简历上来看，您本来是学印度学的。
     克诺普博士：是这样。

      马雅：那您是如何从印度一下子跃到中国来的呢？当然，这也许根本不是一次跳跃……
     克诺普博士：就是跳跃。我想说的是，是通过柏林世界文化宫。我曾担任世界文化宫总监达十年之久。 一开始我并不想和中国搞什么项目，因为我老是说：从中国来的只有官方艺术。然后，是我的一个香港老朋友荣念曾以及上海戏剧学院的田蔓莎给我打开了中国大门。1998年，我们在世界文化宫同香港一起搞了一个很大的项目，参加这一项目的有很多来自中国的艺术家。整个活动，特别是那些艺术家的开放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然后我们又搞了其它的项目，例如就“美”和“文化记忆”的主题展开项目，这样的项目需要三到四年的准备。在如此长的准备时间内，我经常来中国，并对中国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马雅：不久前，我读了曾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多年的一位印度女记者写的一本书。在书的最后一章，她作了如下总结：她在中国感到缺憾的是这里没有辩论文化，而这种文化在印度却很盛行。您是否同意这一看法？
     克诺普博士：是的。印度是知识分子辩论的国家典范。与此相反，中国人解决问题的实用做法也让我激动不已。换句话说，是一种纯朴、简单地解决问题的做法，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而不只是对问题争论不休和进行哲学思考。在印度，人们常常难以从讨论中自拔。这样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马雅：但您不会把这一点看作是中国的一种缺陷吧？
     克诺普博士：不会。我想，我们之所以不熟悉中国人的辩论，很可能是因为经常缺少翻译。印度人会英语，这就使我们在辩论中能很好地理解他们。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不是很多，更不要说会德语了。所以我们往往就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此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年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王文章——自2008年以来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商定在 “立场”系列书中，出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在这本书里，29个重要人物、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就中国的艺术和文化状况发表自己个人的观点。我们西方人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却还经常试图进行讨论或批评中国，甚至出于一无所知的立场。这本书将在2010年由Steidl出版社出版。

      马雅：克诺普博士，您是第一次参加德中同行的活动，也就是武汉站的活动。您的印象如何，在您看来这一活动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克诺普博士：这一活动面向普通大众，我想，这一点已经是非常重要了。昨天晚上，大约有七万人在这里，这是巨大的成功！此外我认为，把经济、政治和文化拉到一张桌子上也非常好。我自己更希望，文化部分还能加强一些。昨天就有记者提出批评的意见，他们问我，22个亭子里只有一个有关文化的亭子，是否太少了一点。当然除了文艺亭外，还有更多文化活动，例如昨天有关戏剧的会议。我认为，这里的文化活动只是开胃剂，但此后必须有更多的事情。

      马雅：您是说德方应该提供更多？
     克诺普博士：是的，而且应该是有深度的文化项目，我完全可以设想，这些项目会成为两国共同的作品。



      马雅：您有什么特别喜爱的项目可以建议吗？
     克诺普博士：我想对您说的是，我喜爱的项目有很多。如果我们能用一些对我们非常陌生的艺术形式来做些什么，比如中国戏曲，那会非常精彩。例如，我们可以在舞台美术方面做点事，舞台美术在中国并不是太发达，但在德国这是歌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建立两国的联系并能共同创造作品，我觉得如果能这么做，将会非常棒。

      马雅：德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很浓。我们中德文化网的活动预告就能体现这点，到处在举办有关中国的展览、朗诵会和当代艺术研讨会。但与此同时，对中国的新闻报道却更多是负面的。您如何解释这一矛盾？
     克诺普博士：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怀有偏见。我想，要改变这一点，只有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同时也要鼓励中国走向德国。我刚刚参加了布鲁塞尔“Europalia”文化节的开幕式。我认为，中国文化部极其成功地搞了一个杰出的项目。这一活动上还有艾未未的展览，是艾未未同比利时的一个策展人一起策划的。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好让我们能得到各种信息。我想，中国人对我们的了解要多于我们对中国人的了解。

      马雅：另外一个话题是中欧文化对话，这一活动是您作为欧盟文化中心合作组织（EUNIC）主席同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一起发起的，2008年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对话。
     克诺普博士：是的。我刚从哥本哈根来中国，在哥本哈根我们决定了对话的第三部分内容，2010年对话将在上海举行。明年，也就是对话的第三年，我们想把对话扩展到亚洲。这次会议对许多参加者来说是意想不到的成功。但从对话中也产生了具体的项目，例如歌德学院要为中国和欧洲的文化机构做一个手册：如果我要同欧洲或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作一个项目，我必须注意什么？手册的内容除了解释了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现代派，什么是先锋派，什么是当代艺术等复杂的概念外，还提出实用的建议。这一手册要用德文、英文和中文出版。除了这样的实用帮助外，还要就一些重大话题，如文化记忆和文化多样性展开讨论。

      马雅：谁参加了在哥本哈根的中欧文化对话呢？
     克诺普博士：31个欧洲国家的文化机构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去年我是会议的主席，今年是丹麦的冯•安德森（Finn Andersen），担任2010年主席的是罗马尼亚的同事。我相信，我们在欧洲不断更换主席，以及我们欧洲人不一定什么时候都是同一个看法，但尽管如此还能在一起工作，这些对中国方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经验。

      马雅：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您认为国际文化交流遇到哪些挑战？
     克诺普博士：我是1975年来到歌德学院工作的，已经三十多年了。我想，今天文化合作要比过去重要得多，因为我们西方文化的等级制度，即西方文化在最顶峰，最下面是非洲和大洋洲文化——欧洲很长时间就是这么看的——已经崩溃。今天我们必须质问自己，例如面对伊斯兰：我们如何才能重新塑造文化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今天涉及到生存的重要问题，也是像歌德学院这样的机构必须思考的问题。当然我们的任务是代表德国的声音，但我还是希望，各国文化机构要更努力地一起处理对全球来说生死攸关的话题，我们要摆脱一种想教训别人的文化，而是去实现一种共同学习的文化。

      马雅：克诺普博士，感谢您的这一番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