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拾碎

     那应该是1999年，甚至很可能就是11月。我正在天津市中心一个不仅仅只受外国人（不过主要还是外国人）青睐的迪斯科舞厅。音乐声震耳欲聋，也没有椅子可坐。站着的客人们拥挤作一团，看着舞台。舞台上正在进行一些舞蹈表演。舞台的周围是一群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冬装、个子很高的漂亮姑娘组成的警戒线。很不错，是吗？我旁边的一个德国人问道。我马上就得知他是来自施瓦本的企业家。他举起他的啤酒杯向我示意，咧着大嘴冲我笑。他想知道，我来自何处。（他是用方言问我的，听起来就是“侬啥地方人？”）我告诉了他我是在哪里长大的。他又问道，那个地方在哪里？我告诉了他地区的名字。“你看看，是东部人。真有意思。”他说道，语气突然变得严肃。“那些家伙对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我的意思是，你们的政府。真是的，真是的。”他摇了摇头。然后他的目光朝上，看着舞台，又看着我，说道：“只要想一想，你是从东部来的，这一点就太不可思议了。你们真的是福星高照。突然出现了转折（两德统一）和其它的事情。你真的是太走运了。我的意思是，你们真的要感恩，上天知道，你们现在过上了什么好日子。”      
     类似这样的相遇总让我感到有点不知所措。我应该如何回答他？我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好像自己必须要进行解释，要纠正什么东西。这也总是一种很不均衡的场面：来自东部的人试图说明自己来自何处。而来自西部的人就不用这么做。一方是来自一个今天仍然可以去访问的国家，而另一方就没有自己的国家了。当然，过去的联邦德国也逐渐地成为了一个记忆里的国度，但这个国家不是在一天之内消失的，而是慢慢地消失，几乎让人察觉不到。
     还有就是一些关键词，这些字眼今天很容易被并入全德的集体记忆。尽管这些字眼也属于我的记忆，也就是说，属于一个在两德边境附近长大的、收看西部电视节目的东德人的媒体记忆。不过这样的概念，如“德意志之秋”，“波恩-霍夫歌尔腾-游行“,“乌威-巴尔舍尔事件“或“ 果尔莱本”制造的是合成的记忆。但什么又是我自己的记忆呢？
      我16岁的时候写了一首诗，诗的题目叫《十六》。诗歌的内容是这样的：“她带我进入她的小房间，透过房间的小窗户可以看到教堂灰色的围墙。她右边的乳房上有一个小小的划伤。而我们在不停地谈论马。”这首诗被收入1987年出版的一本很薄的诗集。在诗集封面的内页上写有作者的介绍。这些作者都出生于1961至1971年之间，他们的职业是“打字技术专业工人”、“工程经济师”、“马列主义专业大学生”、“神学专业大学生”。还有三个在国家人民军服役：一个是售货员，一个是画家，另一个是建筑机械师。他们中的一个20年后还获得了巴赫曼奖。那时每年在施威林都要举行“自由德国青年团中心诗歌研讨会”。来自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约一百个年轻人带来自己的诗作以及诗歌和戏剧试验，以供大家讨论，正如在诗集的前言中写得那样。这是为那些有才华的后起之秀举办的工作坊，是年青文学的“实验田”，这是一个方面。但肯定也是试图对可能成为作家的人——这些人对国家和政府来说是潜在的危险——很早就进行监控，并净化他们的圈子。

     每年出席这一活动的还会有来自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贵宾。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来过，卡尔•艾杜阿尔德•冯•施尼兹勒尔（Karl Eduard von Schnitzler，来自“黑色频道”也来过。有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古巴的大使也会来。1989年8月，台上站着的是一个叫阿恩德勒•布里（Andre Brie）的人（今天他被一些人称为是左翼党的“意识形态先行者”）。他说：“目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社会主义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我旁边有人说：“这句话听起来太爽了。”而且也没有人在乎在台上说话的那个人是否自己在为国家安全局当密探。当然那时没有人（……？）知道这个。不管怎么说，在八十年代末的那几年，不管是在类似这样的集会上，还是在我的朋友和熟人圈子里，整个气氛都有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说，但就是什么都不能做。那是智力开拓的一块实验田，包括那些荒诞美、完全疯狂、绝对自由、开放和常常是通宵达旦的讨论。（当然这些讨论没有任何实际效应——起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我一直到今天都不知道，这一点是值得遗憾，还是值得庆幸。）1989年春季，国家安全局通过两个男人的形象走近我——一个是身着蓝色西服的年纪稍长的胖男人，另一个是比较年轻的、穿一条怪里怪气的格子裤和一件非常醒目的黄衬衫的男人。我当时是19岁，正在一个兵营服役。那两个穿着便服的男子和我面对面地坐了两个小时。我当时感觉很不舒服。是的，也许是感到恐惧。我只是不断地重复一些没用的废话。（后来回想起来那场谈话也不那么可怕，就像我们中校的女校长为了说服我们签署一个愿意当国家人民军职业军官的文本，同每个学生进行的很深入的谈话一样）。我拒绝了跟他们合作。我不知道，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对话，我会不会第二次拒绝他们。可是这第二次对话没有出现。转折时期到来了。
      我是1970年出生的。1970年出生的人是最后一批今天在担任公职前必须接受是否会危及国家安全审查的人。1990年我提出了阅读自己档案的申请，当时我是想知道，是否真有我的档案。8年后，我得到了回答。我的档案足足有60页，都是来自我的生活的文件。1983年申请身份证的“试签名“（那时我才13岁）、写给我的信的复印件、我的个人信息、1988年和1989年在烟雾腾腾的小酒吧里那些谈话的记录。一个19岁的人竟然会有这么多的故事和材料。
      一个无形的国家施加的压力确实令人胆怯并让人清楚感觉到是威胁（但这种压力从来没有在个人身上感受到），那么在这之外又存在着什么呢？朋友和熟人彻夜的长谈，在享受这一荒唐和轻松的自由之外又存在着什么呢？一首爱情诗，无伤大雅。一首纯粹非政治的诗歌，用布莱希特的话说，可以算是一首关于树木的诗歌。一些东西，一些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是非政治的国家里照理不可能出现的东西。就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对某些人来说也是不可能出现的东西。但就是这些，特别是这些东西属于我对那个年代的记忆。
      但这样的话，我无法在一个人满为患、音乐声盖过一切的迪斯科舞厅里对那个和我谈起转折（两德统一）这个话题的施瓦本商人说。要说清这个话题不仅需要更安静的地方，还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