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拾碎

     在看待两德统一的问题上，中国政府迅速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东德已经垮台，在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方面，在说明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方面，东德不再具有说服力。如果一定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谈到东德，那么它也只有在“总结社会主义失败教训”方面发挥作用了。
     其次，在两德统一的问题上强调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内政不利，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完整不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还标志着中国的再次统一。1911年，清王朝倒台，此后中国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时期。在1949年以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实际上只控制了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其它各省仍被军阀统治着。1949年，共产党再次建立了统一的政权，西到新疆，东到沿海，北到漠河，南到南海诸岛。国民党退居台湾。直至今日，台湾仍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在国际上和少数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政府一直梦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了从英国、葡萄牙手中收回香港、澳门的主权，邓小平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它的基本内容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正是借助着这种淡化意识形态的、灵活的“一国两制”方案，中国在90年代成功地收回香港、澳门,在和平统一祖国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针对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设想，台湾提出了“一国良制”，来反对邓小平的构想，反对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统一方案。“两”和“良”在中文里是谐音字，音相同，只有声调上的细微差别。“良”就是好，这里“好的制度”，就是指台湾的“三民主义”，指资本主义。而“坏的制度”是指大陆的社会主义。对台湾的国民党人来说，1990年10月的两德统一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历史证明，即资本主义的西德统一了社会主义的东德，“好的制度”战胜了“坏的制度”，“良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两德统一后的第二天，台湾高层政要在行政院会议上说，“德国统一的事实证明，只有好的制度统一坏的制度，而坏的制度必须接受好的制度的道理”。大陆官方批驳了这种观点，但也没有因此掀起更大的意识形态批判浪潮，因为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只会恶化两岸的政治空气，加深大陆和台湾的矛盾。台湾还提出过“一国两府”主张，大陆主要是从国际法的方面予以批驳。台湾有人以东西德统一前为例，说明“一国”可以“两府”，大陆方面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一是中国与东西德的情况不同，不可类比。二是，东西德在统一以前，实际上是两个主权国家。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被推翻后，占据台湾省，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地方当局，根本无权代表中国，况且国际法也不允许同时有两个政府代表一个国家。其实，无论是共产党的“一国两制”，还是国民党的“一国良制”或“一国两府”，一个大的政治前提是存在的，那就是大陆、台湾都具有“一个中国”的共识。这种情况在90年代发生了变化。当时,台独势力发展很快,李登辉制造“一中一台”的“两国论”。到新世纪初,台湾的民进党上台，陈水扁强调两岸“一边一国”，互不隶属，并试图通过公民投票将台湾独立合法化。大陆方面对此的政策底线是，“只要台湾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什么都可以谈”。中国政府对台问题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化了。同样，在中国政府的眼中，两德统一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因素渐渐远去，而民族团圆、国家统一的因素更多地凸现出来。



      中国政府迅速搁置意识形态分歧、转向支持两德统一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政府希望，统一的德国不支持中国境内的分离势力。上个世纪50年代末，西藏的达赖喇嘛流亡国外，他一直要求拥有在西藏的统治权力。在1990年10月两德统一前，联邦德国一直在国际上寻求支持。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为了争取中国的支持，联邦德国曾拒绝和达赖的流亡政府接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989年12月，科尔没有在波恩接见达赖。联邦政府的解释是，如果接见达赖，就等于承认他的统治权，这是与两国的外交原则相违背的。但事情在两德统一后的第二天就发生了变化。1990年10月4日，时任德国总统的魏茨泽克在柏林总统府会见达赖，10月6日，中国外交部就此向韩培德提出抗议，认为这是公开支持达赖鼓吹西藏独立，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虽然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和统一的德国发展一种互利、务实的关系，但从一开始，西藏问题就给两国的关系罩上了一层阴影。
      最后，淡化柏林墙倒塌事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助于中国政府走出“六四”事件带来的外交困境。“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在政治上受到孤立，在经济上受到制裁。中国政府一直设法改善这种局面，希望同西方国家恢复正常关系，这对于中国继续执行改革开放的路线是十分必要的。而柏林墙的倒塌，为中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对中方来说，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欧洲冷战的结束，意味着美苏由对抗、争霸走向对话、合作，意味着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各个国家集团在进行新的分化改组。这种迅速变化的形势，无疑为中国走出外交困境提供了机遇。1993年11月1日“马约”生效，欧洲联盟成立，这标志着欧共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到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积极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中国政府眼中，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统一的德国和联合的欧洲将在未来世界格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到世纪之交，中国与德国、欧盟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关系。与10年前相比，外交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柏林墙倒塌20年了。在这过去的20年中，中国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在20年前的中国，大街上跑的主要是公车，大众的桑塔纳轿车是党政干部的座驾，是权力的象征。在20年后的中国，大街小巷上跑的主要是私人汽车，轿车已经开始大量进入普通人家庭。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使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也随之不断地更新变化着。20年前，中国的官方媒体猛批“西方的”民主观念。20年后，中国的官方媒体介绍俞可平的新书《民主是个好东西》。该书认为，民主是人类的普遍价值，发展民主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利。20年前，中国人期盼香港和澳门的回归，现在的中国人期盼海峡两岸的统一。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作为“东欧剧变”的柏林墙倒塌事件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了，而作为“两德统一”的柏林墙倒塌事件却让中国人久久不能忘怀。20年前，德国人民冲破柏林墙走向统一，他们脸上洋溢的那种兴奋与喜悦至今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中国人民期盼着，在不远的将来，也能像20年前的德国人民一样，品尝到祖国统一的甜蜜果实。

中国人眼中的柏林墙倒塌事件（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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