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拾碎

     1983年为去柏林自由大学读书，我搬到了西柏林，我的第一个住处就在柏林墙脚下。我走出楼门，便站在水泥墙面前。监视塔上的士兵们用望远镜往下巡视，他们的脸上从来不露出一丝笑容。有时候能看见那些在街道另一边住着的人，看见他们在窗户后面或在阳台上。他们生活在离我们很远的另一个世界。在西柏林边界曾经有一些木高台，站在上面可以看到东边，我在那儿能看到一些灰色的身影，穿着大衣的男人们手提着公文包去上班；一辆黄色的依卡露斯铰接式公共汽车。拐过街角；周围的树光秃秃的——因为在东边永远是十一月；还有雾。这幅场景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看一部黑白电影。
     26年后的今天，我就住在这个曾经看来陌生的世界中。这里和我当时住的地方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但这在当时是一段不可想象的跨越。现在我也变成了一个在东边去上班的人，只是西边没有人再往这边看。公共汽车的样式和颜色都已经改变；雾已经消散，顽固的十一月也随之而离去了。柏林墙已经不在。1989年秋天之前被切断的街道如今早已重新连接在一起并且铺上了沥青。那些不知道以前的柏林墙在哪里的人，现在很难猜出它曾经的走向。
     但是，如果以2009年9月27号德国大选为标尺来看标明选举结果的地图，柏林仿佛还是一个被分割的城市。东边是红色——这里大多数人选的是德国左翼党。左翼党的前身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也就是前社会主义东德的执政党。中部有一小块浅红色地带，那里则是社会民主党占了上峰。它的旁边是连接东西柏林的非主流区域克罗伊茨贝格-弗里德里希斯海因，这里住着艺术家、年轻人和外来移民——绿党在这里获得了多数选票。而过去的西柏林却主要是黑色。保守派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成了那里力量最强的党派；提倡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党居第二位。
     东西方的差异对于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来说没那么值得惊讶，那里的一些居民仍旧固执地拒绝跨入城市的另一边。有些住在西柏林别墅区达勒姆的人对东柏林的认识仅限于道听途说；而那些住在赫勒斯多夫区前东德时代被视为新式进步的平板楼中的居民，出门往西边走恐怕也不一定会越过当时东柏林的中心亚历山大广场。西方的东西早已来到这里：那些曾经极具吸引力的西柏林百货商场、电器城、汽车销售商和大型电影院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如今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倒闭了。它们像空壳似地竖在那里：许诺着一个已经成为过去的黄金时代。所以为什么还要去西边呢？


     柏林墙曾是残忍的一刀，它将这个城市硬生生地分成了两半。如今，柏林墙成为一个时间界限，它将柏林的历史分为了不同的阶段。1989年前，人们说“这边”和“那边”，现在变成了“之前”和“之后”或者“当时”和“现在”。这一比较的态度被保留了下来——不仅只有这一边，而且永远存在另一边。时间的界限虽然看不到，但却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界限对于在东边长大的人来说尤其清晰，他们的世界在1989年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执政者、公共空间、劳动关系、超市货架上的商品……所有这些他们曾经熟悉的东西——不管是他们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都被替换掉了。因此，对他们来说，回顾自己在两德统一之前的生活就好像回到传说中的史前时期。
     1974年出生于前东德勃兰登堡州巴特萨罗的女作家尤莉亚•朔赫（Julia Schoch）曾写道：“由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并没有走向结束，而是像一堂渐入僵局令人难以忍受的课一样被打断了，才有可能让人想象另一个过去——如果这堂课、这个“实验”继续下去，本该会出现的过去。”1989年改朝换代后，东德人异乎寻常地有了“双重生活”——除了他们在最近几年里过的生活，还有另外一个生活，也就是假设东德如果仍旧存在，他们将会过的生活。在东德，所有一切都是预先计划好、可以预知的。那些中学毕业后被分去参加职业培训或者分到一个大学专业的人，都能大致想象接下去的几十年会是什么样子——婚姻、孩子、有标准化壁橱的新住宅。这种确定给了人们很大的安全感，但是随之也会让人大吃一惊：原来那些逃去西边的人，不一定是为了逃脱当时的政治形势，而是为了逃脱自己无法摆脱的未来。
     那么今天的情况呢？“一些遗留下来的残余见证了那些从未生活过的生活、那些并没有被利用的未来”，尤莉亚•朔赫写道：“看到这些残余曾经产生过的喜悦、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对旧事物的愤怒。难道已经不复存在的东德当时不是阻碍了我们成就大事业吗？”东德人必须认识到，他们当时所拥有的对未来的愿望既小又能迅速得到满足，他们在“之后”想实现的目标维持不了多久。可是，这以后会发生什么、现在人们又会产生哪些愿望，仍然是未知数。曾经被分配得井井有条的世界变得看不清楚了。但正是这一能让人清醒的经验，使得东德人超越了在西德长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