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拾碎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艺术家在柏林项目”邀请和资助来自各国的艺术家来柏林。通过该项目，他们可以在德国首都柏林生活一段时间，远离市场机制、不受物质上的束缚和审查机制的影响，从事他们的创作。中国诗人杨炼就在1991年受到该项目邀请来柏林进行创作，他将他当时在柏林的工作称为“柏林式的写作“——即不用怕为自由的思想付出代价的写作。
    自2008年9月1日起，“艺术家在柏林项目”由Katharina Narbutovič女士负责。蓓姬（Peggy Kames）代表中德文化网于2008年12月采访了Narbutovič女士，跟她谈了这个始于1963年的项目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创新。

    PK：您的新工作为什么如此吸引您？
    KN：每天都能和艺术家打交道是件极其让人兴奋的事。我能不断接触到其它的文化，了解不同的思维方式，认识不同的历史现实，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我同时还要设身处地看待这一切。在这个工作中我不断学到新知识，这种充实感是我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我一直都梦想能有一个超越地理和文化边界的沙龙。我现在的工作可以让我最好地实现我的梦想。

     PK：那么“艺术家在柏林项目”有什么变动吗？您有哪些新的重点呢？
     KN：兰佩杜萨的小说《豹》中有一句写得非常精彩，意思是：“如果你想让一切都保持原样，那么这一切就得为此都改变。”我觉得事实上就是这样的。艺术家柏林项目总是处在创新、变动的状态中。这个项目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是一个前线城市项目，那时它的目标是：创造一个自由之岛，成为自由的橱窗。柏林墙倒塌后这个目标就成为多余的了。人不能老是一成不变，而是应该要给自己下新的定义。比如，我们现在有更多的机会为我们邀请的艺术家和整个德国建立联系，并在全国组织活动。从现在起，柏林是整个德国的展台和名片。我们认为我们现在的工作也是一样。
     此外我还想组织一些交流活动，比如目前每年举行四次的“艺术家在柏林项目”沙龙。我会有针对性地邀请文化各界以及一些出版社的代表人参加，让我们的客人能够与当今德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建立联系。另外，工作的跨领域性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更希望能亲自针对热门话题发起一些讨论。

     PK：哪些人可以申请参加这个项目呢？
     KN：电影制作人、作者、新音乐及电子音乐的作曲家都可以独立申请。申请人要提前两年申请，比如若申请2010年的项目，截至日期就为2008年12月31日。视觉艺术家不可以自己申请，我们委托国际评选委员们来提交建议。这个项目所关注的是，要促进来自各个国家、地区的艺术家之间的对话。重要的是，这些艺术家已经有一定的名气了，因为我们的项目并不是一个培养新人的项目。我的愿望是，受邀艺术家中的三分之一要来自非欧洲地区或者非西方国家。我们不能继续认为，我们就是中心，或者说，在欧洲、在西方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最重要的。国际文化早已开始活跃在其它地带，比如北京和曼谷、曼谷和圣保罗或者约翰内斯堡之间都有文化上的联系。这些趋势我们是不能忽视的。

     PK：一共有几份奖学金呢？
     KN：一共有18份奖学金，其中文学6个、电影3个、音乐3个、艺术6个。一般总是有18到20个艺术家在柏林。我们也可以再邀请以前已经参加过这个项目的艺术家，介绍他们的新作品，或者策划新的项目。被邀请的艺术家回去后，他仍旧在这个项目的名单上，我们会一直和他保持联系。另外，我们和柏林国际电影节合作，颁发“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短片奖”，为获奖者提供一份为期三个月的短期奖金。

     PK：而一般给电影制作人的奖金是六个月的……
     KN：对，其余的奖金都是为期一年的。电影这一部分是后来才被加到“艺术家在柏林项目”里的。对于电影制作人，我们不能提供很多的制作资料，只提供5000欧的制作费补贴。一个电影制作人呆在这儿一整年能做什么呢？我们能提供专业技术知识和联系方式，其它的募集工作都得他自己来。他能利用这半年来写剧本，剪辑电影或者制作一个短片。

     PK：那么怎么从申请人中选出获邀者呢？
     KN：能不能被邀请，决定于作品的艺术质量。评委的任务是，两者都要兼顾：既要选一些已经有一定成就的艺术家，又要选一些有潜力的艺术家。一方面要奖励高质量的作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选在我们看来有潜力在国际文化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年轻艺术家。

     PK：被选中的艺术家在柏林的工作条件如何？
     KN：这要看被邀请者自己自己有哪些要求。通过我们的项目，艺术家们能够自由地、无物质上忧虑地创作一年：没有市场机制的压力，也没有来自政治方面的影响。他能得到一套住房，一般有三到五个房间，要看他是一个人来还是带着家属来。奖金目前是2240欧。其中470欧会被扣掉，用来付房租。被邀请者还能参加语言班。有孩子的我们还为孩子安排学校或者幼儿园。对于其它的要求，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和被邀请者对话，看他自己还需要什么。如果他不希望被打扰，那么就没有人打扰他，他将会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如果他希望参加很多活动的话，我们就尽量帮他组织阅读旅行、在文学节上登台；不仅帮他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画廊举办展览，而且还能帮他通过我们其它的合作关系举办展览；我们还尽量帮艺术家在音乐节上举办音乐会，比如在像“超声波”（Ultraschall）或者“三月音乐”（März-Musik）等的新音乐节上。我们试着为每位被邀请者提供一个论坛，并将他融入到德语的文化社会中去。我们能为他打开几扇门就打开几扇门。主要是被邀请的艺术家自身要有好奇感……

     PK：被邀请的艺术家有什么义务吗？
     KN：没有。我们能够非常自豪地说，我们提供给我们的艺术家最大的自由发展天地。如果一个艺术家来自一个有审查机制的国家，那么他能够在这一年里享受自由的思想，并且在一个自由的艺术港湾得到安宁。前柏林艺术学院的主席György Konrad先生说过，单单这一点就有难以想象的巨大价值。

     PK：根据您的经验，艺术家们身上都发生了什么呢？
     KN：当人独自行走着穿越一个陌生的城市，人的感知的毛孔就完全开放了。想叫它发生什么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对于外语的感知或者对于母语以及自身的感知都高速运转，这种状态导致原来不会发生的事情现在就发生了。这时候人经常会有真正的创作动力，有些人不知不觉地就研究起德国历史来了。比如Jane和Louise Wilson在前东德国家安全局总部制作的影像装置，比如1989年来柏林的Cees Noteboom写下的《柏林笔记》这本书，又比如米哈•厄尔曼（Micha Ullman）在倍倍尔广场（Bebelplatz）建立的地下图书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PK：柏林在这当中有什么重要作用呢？
     KN：柏林这个城市是德国对于艺术家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城市，这是毋庸置疑的。这里有高密度的来自全世界的文化创作，能给艺术家带来很多灵感。在柏林，人最能感受到德国的历史和历史中的摩擦——比如东德和西德之间的摩擦。有摩擦的地方，就是能量能释放的地方，这是很能带来创作灵感的。

     PK：您对未来有什么希望呢？
     KN：我希望能使被邀请的艺术家们更多地和彼此、和公众建立联系。“艺术家在柏林项目”要在柏林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讲到中国——最近几年来自中国的申请确实不多，如果这个现状能得到改变，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

     PK：Narbutovič女士，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