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

     第三部分：维护与创新的各种设想
     和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音乐传统的维护也是一个至为敏感的话题。显然，“外界”无法强制人们不打开电视机，无法强制他们继续唱自己的民歌。同样再清楚不过的是，将民族音乐滥用于民族主义目的则会剥夺音乐的“灵魂”及其原本的作用。在中国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现象：教育被普遍地视为极大的财富，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音乐。“专业歌手”通过电影与音像媒体的传播即便是在偏僻的地区也同样能够成为歌唱榜样。正如作者在上文提到的，音乐学院对于演唱者的培养导致了各地区演唱风格趋向一致，这样也使得全国各乡村地区的演唱风格正在失去其丰富的多样性。
      在一些中国知名音乐学家对这一状况进行了猛烈批评之后，中国政府近几年来推行了一项大规模的国家项目用以扶植原汁原味的民间音乐。许多来自偏僻地区的民间音乐家获得了在大型舞台及电视节目中展现其艺术的机会。由此，人们一方面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民族音乐的价值，但同时，这些音乐家也经历了一场蜕变；他们由民间音乐家演转变成了专业表演者，他们的艺术在舞台上、在自以为是的电视导演的荒唐指示下丧失了过多的固有的“本真”。我们只能希望留守“地方”的音乐人能够受到更强的激励，从而继续进行其民间音乐的实践。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民间音乐将永远无法重新占据它在“前媒体”时代曾经拥有的地位。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发展对中国音乐文化的继续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中国和国际音乐学家对所谓的“学院风格”持极为批判的态度。笔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也认为音乐学院的状况很成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寻找能够对这种境况产生积极影响的可行方案。下面概括描述一些相应的主要观点。

     研究历史的演奏方式
     20世纪后半叶，欧洲在对历史音乐的接受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于不同时期的音乐演奏与乐器构造的研究使得在演绎相应的作品时出现了全新的演奏效果。这是中国早该迈出的一步，这样才能为中国音乐重新获得更为丰富的演奏表现力铺就道路。在同一层面上的、相对简单却至关重要的一步是对历史乐器进行重构。我们今天使用的乐器，仅在过去五十年中就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迁，以至于使用以前的乐器演奏能够让年轻的音乐家感受到极为震撼的音响效果。然而，重新构架中国音乐历史上曾有的演奏过程却尤为艰难。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中国缺乏精确的记谱。尽管有个别乐器的演奏流传下了详尽的乐谱，但是对伴奏乐的曲调却几乎没有相应的记录。而经过当代音乐家对音乐所进行的各种截然不同的打磨，恰恰使得伴奏乐领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为了能够将探讨中国音乐的历史演奏方式作为研究课题，目前首先需要改善音乐学家与音乐学院的学生及专业教师之间极度缺乏交流的现状。很遗憾的是，他们彼此之间因为互不了解对方的成绩而存在着很强的排斥。那么，迈出改善当前状况的第一步应该是，为双方提供一张可以坐在一起的“圆桌”，以便他们共同为落实研究历史的演奏方式确定相关的框架条件。

     田野调查
     人们应当鼓励音乐学院的学生进行田野调查，支持他们离开音乐高校“安全的港湾”，走到乡村去考察音乐演奏方式。除去感受对于音乐的不同演绎方式之外，注重发现特别的乐器演奏技巧也是一项重要因素。然而，只有极小部分的中国音乐院校学生可以成功地完成这种“田野调查之旅”。当然亦可反其道而行之：音乐院校把民间音乐家邀请到学校，让他们在研讨会中展示并传授自己的艺术。尤其对演唱者而言，这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他们须要掌握不同的演唱技巧。而乐器演奏者也将由此获得全新的视野。得到如此“扩展”的音乐教育肯定能够有所收获：学生们的演奏将具备明显的个人性与极为丰富的多样性。


     音乐沙龙
     音乐同行之间的交流构成了利于焕发创新活力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然而，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在这一方面常常缺少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应该没有高校体制的介入，但在形式上又须超越纯粹私人性的聚会，并且沙龙的内容也要确实以音乐讨论为主。不过，这方面的努力也常常因为许多学生的被动而落空，因为在学习期间，他们极少受到培养自我独立能力的激励。因此，为了给音乐学院的学生创造加入公开讨论的可能性，应该把门槛尽可能地降低。

     小型音乐会和开放的舞台
     音乐高校之外的小型音乐会场与舞台应该提供由学生演出的音乐会系列，以便学生们积累舞台演出的经验。各种不同的演出方案都可以考虑，从配有印刷节目单、周密策划的音乐会直至可以即兴登台表演的开放性舞台。演出之后对表演节目展开的讨论可以提供迅速及多种多样的反馈。定期地举办这类音乐会是其获取成功的决定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为该类活动培养出一批观众群。
     多方面的创意对于当前即刻启动的音乐发展进程是不可或缺的。无论如何，始于“上面”的、即从教育体制上层开始进行的思想转变，才能有针对性地促进实现文章前面提到的理念。而另一方面，年轻的音乐工作者及在校学生的自主性也至关重要。然而，因为目前的音乐教育体制对自主性的回馈常常不是奖励而是惩罚，所以能够想象，学生们的积极性并不高。
     在中国，我们必须要顾及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导致变化出现的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大事件”，无数小行动的总和才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在这组文章系列的后续部分中，作者将探讨中国政府对高端文化的支持、中国音乐在欧洲的接受状况以及欧洲文化机构在中国音乐界进行的各种活动。

第一部分：引言与历史背景

第二部分：音乐教育与音乐人的就业前景

第四部分：中国音乐与“西方”

第五部分：在新音乐创作中融入中国音乐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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