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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莱克斯•吕勒（Alex Rühle）生于1969年，目前担任《南德意志报》文艺副刊编辑。2009年12月1日到2010年5月31日，吕勒尝试了六个月的离线生活——没有因特网，也没有能上网的“黑莓（BlackBerry）”智能手机。他这半年是在两种离线生活之间不断交替度过的：在《南德意志报》编辑部工作四周，之后的四周在一个朋友的办公室里创作《没有网络——我的半年离线生活》这本书，以记录他的这次尝试。

     问：吕勒先生，您2009年前往汉堡，当时乘坐的长途列车上没有网络，那时您就开始决定要进行为期半年的离线试验。在那耗时几小时，并且没有网络的旅行中，您享受到了离线的自由，得以在无人打扰的情况下精力十分集中地工作。最后，您在离线试验中成功地战胜了自我——从不断收发电子邮件的急躁中解脱出来，重新赢得了自我……
    答：是的，我当时感觉到不断地收发电子邮件是如此地让人烦躁、我们的生活被网络变得如此散乱不堪、我们的精力也因此变得如此分散。促使我进行这个试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原因在于，我觉得电子邮件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负担，使我总是感到很紧张，晚上觉得自己像一个布满了神经的“自动弹球游戏机”。另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在德国多得不可思议的在意识形态上对因特网的讨论。如果有人考虑到因特网不仅仅是人类最厉害的武器，同时其本身也具有诸多问题时，那些博主们就可以随时用微博发表自己的观点。当然，因特网的确是有史以来知识组织方面最好的设备。但是，只要有人对网络提出批评，一些人就马上把他们看做是逆潮流的、十足的蠢货。还有另一些人将因特网魔鬼化，并且以另一种方式夸张地描述网络存在的问题，孤立地观察网络现象——认为没有网络，那些生来就是自由的、并且已被启蒙思想影响的人们就会重新回到世间。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无稽之谈，并且觉得我可以进行如下尝试：如果我离开网络会发生什吗？我会失去所有的联系吗？我会变回一个内心更加平静、更加中规中矩的人吗？

     问：您的“数码斋戒”试验是有一些先例的：像科普作家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或者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这样的名人也有意识地限制自己使用网络，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也开始这样做了。但是，去修道院里度过半年难道不是更简单吗？
     答：如果这样做，那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试验。我是想看看远离网络以后，我的日常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当然，理论上我也可以隐居到山林之中，但是我没有这样长的业余时间。在工作和家庭方面，我想继续我的日常生活，同时看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离开网络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问：我们经常因为持有黑莓这样的智能手机而使别人总能找到我们，这个试验的一个目的就在于从这种强迫中解脱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尝试。您真的能因此得到更多的私人时间并且更好地利用它们吗？
     答：无论如何我还是腾出了不少私人时间。从个人角度来看，这是个极其美好的试验。我晚上又能阅读很多东西并且度过比以往更加安静的时光。但是，这也与我每四周交替一次试验方式的做法有关。这也就是我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我认为因特网就如同一块拼图一样，必须放到某一个特定的地方。网络的确帮助我们跟上世界发展越来越快的脚步。这时，因特网是不可替代的东西，包括能够为了与他人联系而按时发出的电子邮件，以及网络本身。我的生活质量之所以提高了，享受了真正的安静、美好、自主的时间，是因为我这几周待在家里。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不能人为给这个离线实验加入神秘的效果。

     问：您写到一些朋友的个人日常生活被智能手机所左右，还有的人在照顾孩子的时候还是通过黑莓智能手机保持联线。您是否能在私人生活中“意识更加清醒”？这几天您没有像平常那样，当全家熟睡的时候，夜晚在鞋架边偷偷查收邮件，用您的话讲，如一个“酗酒者”偷喝酒一样，这是否让您觉得享受呢？
     答：这种不断查收电子邮件的做法可以称作是一种病症，比如一大早起来就开始不断地查看电子邮箱。这样做之所以很危险，是因为把工作和自我陶醉混合起来。可以说是老板从中获益。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一遍一遍地查看我们的电子邮件，这对于我在《南德意志报》文艺副刊的工作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对于“自我”来说这些邮件也如热粥一样带来温暖的感觉：有人想到我，我很重要！有人给我发信了！这种联系至少在我这里是非常强烈的。不意识清醒也许会让人变得糊涂。也许我当时真的成功做到更加安静和清醒一些。但是，这和我当时休假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写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当然与我的自我满足感有关。否则作为记者，我们的工作总是很琐碎且繁多。但愿在和我的孩子们打交道的时候不像我有的同事那样糟糕。

     问：您是否能够为自己回答下面的问题：这种自我放松的做法是从何开始的？客观的工作压力又是从何结束的？
     答：我曾希望我的健忘症能变得轻一些——但是我还是我！我们不能这样说：这么做的目的是让这些支离破碎、跳来跳去的东西消失，就如池塘里的泥沙沉淀下来，将一切都变得清楚明白。从现实角度来看，我作为记者要比其他行业的人选择空间更小。做记者意味着与时间赛跑，必须一直抢占先机。我们必须知道最新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不能去报道比如说前天发生的事情。因此，记者对错过报到机会这样的事情都很畏惧。我现在晚上看电子邮件的次数没有过去那么频繁。在试验结束后，我给自己设置了两道阻隔：我不再去“招惹”我的黑莓智能手机，因为我不想让那些电子邮件总是伴随着我，而是想要重新拥有一个真正自主的身体。我还有一部手机，在我工作的时候我也把它放在家里，因为我不一定非得需要它。我还在家里用两台计算机做了试验：其中一台只安装有Word文字处理软件。过去，晚上的时候计算机总是处在开机状态，如今我试着去分配开关机时间。这两个阻隔使我得到的自由与过去相比多了一些。

     问：您在这一时期的日常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呢？读了您的书会感觉：好像您这段时间总是在寻找邮局的信箱和那些越来越少见的传真机。
     答：这段时间里，我工作的复杂程度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寻找网络以外的渠道。很多人已经不再使用传真机，因而各种事务的处理过程都变得十分漫长。这时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办公的基础设施上。

     问：如您在书中所写，用谷歌搜索有时候意味着找到的东西与想要找的相去甚远，最后会发现自己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上网了。您的这段离线试验能够帮助您在更短时间内更快、更清楚地找到更具说服力的结果吗？
     答：这要视不同情况而言。谷歌的搜索总是间接而非直接地寻找结果，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有几项研究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因特网或者电子邮件会将使用者的注意力分散到其它事情上。而重新回到本来该做的事情上需要平均25分钟的时间。有时候，例如在处理某些特定文章的时候，我完全可以不使用网络就能完成任务。因为我知道在试验期我无法使用谷歌，所以事先结识了相关人员，这样我就可以直接给他们打电话询问。这样我打三次电话就能解决问题，而如果使用网络的话那么肯定需要用三十次。但是，例如当我在伯利恒报道一位巴勒斯坦侦探作家时，为寻找一个在巴勒斯坦街头海报上随处可见的自杀袭击者的名子而焦头烂额。那我就只好给拉马拉的歌德学院分院打电话快速寻求答案了。

     问：您在书中提到了一种在您身上可以诊断出来的“信息上瘾症 ”，这会导致您在一天里多次关注网上的头条，通过接连不断的数字化新闻来不停地获取信息进而遭受它们的“毒害”。当您一天只看一次报纸时，您真的会感觉更好些吗？
     答：这又是一个与我的工作密不可分的事情——只看一次报在工作上绝不会带来更好的感觉。其他人的渠道与我不同，他们只在线阅读。其实报纸上的全部内容都挂在网上。而从私人角度来看的话，我并没有向别人提供信息的义务，因而就不必总是站在信息最前沿。

     问：在您的“离线时期”还与社会学家哈尔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见了面，他写过很多文章，内容是关于现代社会的一个矛盾：现代人其实节约出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却总是感觉没有时间，这种感觉一直折磨着他们。您当时主观上对时间的感觉是怎样的？
     答：嗯，我这几个月过的有条不紊，很少有被时间压得透不过气的感觉，生活由此变得更充实。但是我并不是在神化我的离线生活，对于回归这种原始生活我并没有痴迷。我还是那个奇怪的神经质的人，我也并未因此而醒悟……但是，期间出现的这种平静的确是存在的，不过只在不用工作的那几段时间。

     问：此外您还见了一个囚犯，他眼下的主要问题不是被囚禁，而是他的黑莓智能手机被没收。这在他身上是引起了断瘾综合症，甚至恐慌感。您是否也出现了所谓“幻肢痛（感到被截取的肢体还在疼痛的幻觉——译者注）”，感到裤兜里的智能手机在震动，而其实并没有带手机？
     答：幻肢痛，这个并没有出现。我想，我只是轻度上瘾。身体上的幻肢痛并没有发生。因为我在写一本相关的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既是科学家又是试验中的小白鼠。我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马上写下来。通过自我观察，能够更好地理解很多东西，这样内心就不会遭受太大的痛苦。但是，正如我在书中所写的那样，有一些我见过的学生，他们和我的感觉不同，出现了各种症状：幻觉手机信号灯闪烁、幻想手机开始震动以及出现所谓“幻肢痛”。

     问：试验过后，您是否同意下面这个观点：出差的时候最奢侈的事情就是住在一个没有网络的房间里，因而酒店应该更多地为那些备受压力的经理人们提供这样的房间？您下次度假的时候会不会又把智能手机带在身上呢？
     答：5年前，上网是先锋派的行为，而现在先锋派这一称呼又落在了离线者的身上。不断有老板让秘书代为处理电子邮件。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不再使用电子邮件，并且设置自动回复说他无法用电邮回信。对于我来说，住在一个没有网络的客房里并非是一种奢侈，因为为了我的工作，我急切需要网络。在试验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尝试放弃使用手机，但是出差的时候我必须带上我的手机，这样如果有什么变化，别人可以找到我。对于那些经理人来说，住一次没有网络的酒店也许颇具诱惑力，在这里他们终于可以远离工作了。度假的时候我一定会尝试离线并且不带计算机。

     问：虽然您从不把自己称为“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但是您觉得如今对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的辱骂声是十分固执的表现，这和1880年文化批评家们对邮局和光纤电缆的批判类似……。
     答：因特网并非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一夜之间以无人能预见的速度突袭了我们。如果我们看看1990年人们是如何预测因特网的，就会发现当年的预测是多么的可笑。当时没有人预料到因特网将会以何种方式发展并且扩撒开来。但是，因特网并不邪恶。它只是一个及其巨大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我想，我们目前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和它打交道。因此，我的书就是关于这一话题的。面对网络，我们失去了控制，而这是什么造成的呢？在我看来，自恋和工作压力的混合物就是使我们如此痴迷网络的原因。

     衷心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吕勒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