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语言

     一位成功的德国人文学者在他儿子被绑架之后发生了什么？他失去了妻子，通过一个中国学生了解了中国文化，接受了南京的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在那里他渐渐地丧失了老式的欧洲定位感。上述简化形式可以概括《黑色之五种》的内容，并可以将米夏埃尔•略斯（Michael Roes）的这部新小说看作是一种跨文化的反教育小说，看作是以德国-中国为背景的幻觉毁灭的小说。这只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概括很可能就忽略了某些决定性因素。因为这本书除此之外不仅包含了一篇由59个部分组成的关于死亡的哲学文章，而且还包含了不计其数的对中国日常生活的观察，这些观察常常附有对欧洲和中国的文化差异的原则性反思。将这两个层面，叙事性的和谈话性的层面衔接在一起的是一种令人信服的巧计：让文化异地体验的另类性——在这里是身处中国的一个德国人——与死亡的不可掌控性互相参照。

     误入中国歧途的一位斯多葛主义者
     小说主人公维克多•霍尔茨（Viktor Holz）一直对“越界和无节制”持怀疑态度，而是更相信“在一个越来越让人不安的世界中获得宁静和安定”。不论怎样，直到他在国防高校里完成学业，在莱比锡获得了修辞学的教席，成为精神学科冉冉升起的新星之后，他内心中才勃发出青春的自由之感。之后不久他娶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女友米莉亚姆（Miriam），后者在此期间不仅仅完成了艺术史的学业，也结束了与一个“长发大麻烟鬼”的婚姻。不过，即使是在两人的儿子提图斯（Titus）出生之后，他们还没有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略斯用“木头胜利者”（指主人公维克多•霍尔茨，维克多意为胜利，霍尔茨意为木头——译注）颇有意味的名字所命名的这个知识分子，为了能在写字台前一心投入文字世界，而常常让他最亲的人遭受冷遇。在提图斯失踪之后，夫妇俩之间的隔阂变得无法逾越。

     自诩为斯多葛主义者的维克多，太过于珍视自己的精神独立，他被米莉亚姆离弃，而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他来说，他的作品始终比他的爱情更重要。然而，他在一个学识非常广博的中国学生身上找到了新的精神依靠，这个学生不仅取代了他的儿子，而且还让他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所以这位饱受大学机械生活，多次尝试突破而总是徒劳无益的学者，会接受南京一所大学的邀请前往中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是在南京他不再关心学术活动，而是从对中国日常生活感到好奇的一个亲身体验者，升级为一个失去了一切特权的阶下囚。在他即使通过卖血也无法谋生的时候，他开始作为流浪汉靠拾捡垃圾过活，直到他以颇有“暴力电影”风格的方式，成为青年帮派电锯屠杀的牺牲品。

     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从一个正直老实的欧洲学者堕落为江苏大都市里无拘无束的城市流浪汉，这一变化过程是不太容易理解的。不过，受过文明教化的西方人在陌生环境里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市民自我认识，描写这一题材的文学上的先例不胜枚举。如果将克里斯蒂安•克拉赫特（Christian Kracht）的小说《1979》中玩世不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和马尔科姆•劳瑞（Malcolm Lowry）的小说《火山之下》的原领事杰弗瑞•富闵（Geoffrey Firmin）结合起来，这一形象就会与维克多•霍尔茨非常相似。这两个小说人物都经历了一次无情的去个性化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最后，克拉赫特的叙事者在一个中国劳改营里心如死灰地挨饿等死，而劳瑞的主人公沉湎于酒精，完全不问世事，最后被一伙墨西哥法西斯捉住枪杀。
     《黑色之五种》完全是一部精心营造出互文性的小说，文中充满了对文学和哲学作品的引用、指示和暗示（比如对中国作家鲁迅和余华等作品的暗示）。其技艺精湛的叙事表现出的典型特征（主体的消解、现实模式的解构、语言实验和读者对意义生产过程的参与）使这部小说兼有现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的特点。另外，它还包含了一系列的信号，让我们不会真正把血腥的结局看做事实，而是看做一种可怕的颠覆性的夸张，或者是一种隐喻。就像是由主人公以梦一般的形式想象出的自我惩罚（为了在想象中表达自己对漠视家人的悔过），或者看做是一种对西方思想的自以为是的否定（通过教授这个代表身份与之彻底告别）以及对中国四处蔓延的现代化狂热和青春狂热（扮演非道德超人的年轻时髦者）的否定。所以，维克多•霍尔茨在小说的结尾不仅仅承认“惩罚是公平的”，而且还以神谕的方式意味深长地自白道：“我在这里的存在是中国的一个发明。我自己就是一个中国发明！”

     拒绝廉价的文化对话
     尽管在叙事技巧上有种种令人信服的策略，但是笔者在这里还是要表达一个小小的保留意见。读者最迟在读到小说最后三分之一的时候，也就是读完了近400页之后，在霍尔茨通过一次惊人举动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之后，就必须将自己对现实的期待缩紧到最低限度，这时也就不免提出以下问题：作者为什么在这之前要花那么大力气铺陈地讲述一个略带犯罪片色彩的家庭故事，甚至还追溯到了霍尔茨父亲在战争年代经历的童年创伤？直接点说：如果少一点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注：美国电影导演，以导演暴力电影著称。），少一点对怪诞的偏移，人物情节和事件经过会更多一点因果推动力，从整体上来说会获得更可信的情节安排。

     但是也许米夏埃尔•略斯根本就不打算这么做，即搞一个环环相扣、毫无漏洞的情节发展和在心理上精雕细琢的人物——他也完全可以这样。不管怎么样，不容争议的是，按照略斯的感谢词，他受外交部、歌德学院和南京市的邀请去中国的灵感之旅是收获颇丰的。因为借助这次旅行，一部大体上非常出色的书得以问世，它并没有将跨文化交流简化成为旅客或者商业日常生活中提供与人相处的实用知识，而是极力坚持提出根本性的问题，即是否有可能以他者为镜来认识自身，如果可能，如何去做。在这个过程中，略斯虽然将民族学的观察目光投向原则性问题，却没有在细微处吝惜笔墨。这种对细微处的尽情描写，也体现在表达对“永久牌”这个中国自行车产业的经典品牌的喜爱——所有熟悉这个自行车牌子的人在读到这一段时都会心潮涌动。
     简而言之，我们这里谈论的是一本拒绝任何承诺廉价的文化对话的书，它把理解陌生文化时的种种险恶与死亡现象学的困惑结合在一起，由此朝着一种美学全球化迈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