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语言

     柯立思先生花三个月从318国道的起点上海“走”——当然是坐汽车，真用双脚走的话要花比这长得多的时间，沿途的诱惑和困难都太多，我猜柯立思太太绝不会批准——到了距离5386公里外的终点樟木，然后跨越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线到加德满都待了几天。
     巧合的是两年前我也曾经有过一次三个月的漫长旅行，从南亚次大陆的经济都会孟买——“印度的上海”！——坐火车、汽车北上到加德满都，然后乘坐汽车跨境到樟木、拉萨，边玩边走一路到成都。鉴于两年前中国和印度在国际论坛上的热门程度，如果那时我们合作写本穿越中国、印度的旅行书一定会畅销，不过现在这个点子似乎有点过时，如今最热门的话题是陷入危机中的希腊——德国总理可能在为如何拯救这个小伙伴而烦恼——和丰田汽车。

     对旅行者来说最有趣的事莫过于比较同一段旅程的经历：从加德满都到成都的这一段路程我和柯立思先生都曾走过，只不是方向相反，时间不同，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和我的不同。
     对加德满都我们的观点好像没什么分别，那里每天晚上必将到来的停电时刻总让我无比怀念北京甚至拉萨光亮的街道，可是一旦进入到中国国境线以内，我不免觉得柯立思先生太浮光掠影——这完全可以理解，他不太懂汉语，而且从成都到西藏这段路只能听从不靠谱的导游、司机安排行程，而作为中国人我可以随意停留在自己喜欢的村镇，和藏民闲聊，尽管他们的口音也让我有点无奈。
     语言、外貌仍然是分割人类的巨大屏障，在旅行的起点和终点，柯立思发现自己无法避免的走入德国人、欧洲人的圈子，那些他最初想努力逃离的人群最终还是让他感到亲切自然，这让他“变成一个中国人”的宏伟设想显得有点徒劳。可我仍然愿意强调旅行最有趣的地方恰恰在于即使有语言、外貌以及金钱的屏障，可人们仍然靠几个发音、眼神、手势还有付出人民币的速率对话，而且在内心，过去的自我、记忆中的风景、读过的书籍也会在旅途中和此刻的自我交谈，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柯立思先生不仅走在13亿人中，至少还要加上好几个不同年龄的、大大小小的柯立思、德国的8170万人以及整个欧洲的7亿人，他穿越的至少有20亿人。

     比如，他在书里提到《猜火车》、《辛普森一家》、创世纪乐队、汤姆克鲁斯之类的电影、乐队、好莱坞明星的名字，这要么是某些外国因素已经出现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要么就是他在用自己熟悉的全球化的坐标系来观察中国、进行比较，这说明在旅行中他并不是孤独的，他有好多虚拟的陪伴者，中国人也不再是铁幕后的那个孤胆英雄或孤儿，而是出现了无数个差异的个体——至少不比德国人更单调，比如那些敢于和柯立思先生讨价还价、称兄道弟的小姐、教师以及摩托车手就让我乐了好一会。
     我知道，在1960年代，中国曾是欧洲青年眼中最异国情调——“革命”也是种异国情调——的国度，四十年后我在柏林发现罗茨贝格区（Kreuzberg）的小书店还喜欢把中国题材的书摆在橱窗里推荐，不过红色已经消褪了，现在的中国又成了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国”，上海、北京的高楼大厦和香艳的肚兜成为了新书的封面，让我想到了散发出脂粉味的巨大阳具这个怪异的形象。柯立思曾经是个倾慕红色中国的左派小青年——幸好，他没扛把AK47去丛林里打游击才让我有机会看到他饶舌的旅行故事。我猜他对中国如今的变化既感到兴奋可又不免困惑，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此视以为常：过去一百年来他们“被折腾”的次数实在太频繁，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顽强的活着要比思考这些变化更重要。
     最后，有必要做个小小的澄清，中国乡镇里有人喜欢模仿纳粹抬手敬礼并喊出”Hi 希特勒”，这来自他们看二战题材电影的印象，他们仅仅是觉得这个动作像巴顿将军甩出的巴掌一样富有戏剧性，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新纳粹或者想“变成一个希特勒”。再说，好多中国人不了解希特勒如何混蛋，就好像1968年的德国左派青年那时也不知道他们憧憬的红卫兵里有很多残暴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