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语言

     某些研讨会不仅提供答案，也呈现问题。在两国研讨会中往往会凸显出文化背景的差异，这些差异虽然本身没有成为讨论主题，但却限定着所有大会发言的表述。由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举办的中德日耳曼学者研讨会也不例外，该大会于9月17日至20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主题是“城市文化：交流与媒体”。尽管与会者就主要见诸于文学作品的现代城市经验进行了深广而细致的交流，但对都市体验的文化比较的缺失却由此更加显目。
     工业化的日益加剧和城市的日益扩展如何同时成为对自然的理解不断变迁的基础，卡佳•施密特-维斯多夫（Katja Schmidt-Wistoff ，北京）以家乡保护运动的创始者恩斯特•路多尔夫（Ernst Rudorff）为例对此进行了阐述。她认为，一种理想化了的自然构成了一种被提升的主体经验的出发点，自然由此被确立为诗意的源泉。简而言之：路多尔夫从浪漫主义精神出发催生出了自然保护。亚历山大•胡诺尔德（Alexander Honold ，巴塞尔）以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的小说《绿衣亨利》（首版1853-55年，终版1879-80年）和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的《无个性之人》（1931-32年）为例展示出了19、20世纪讲述城市的两种典型形式。凯勒把利马特河[苏黎世的一条河流，译注]想象为母亲般的娩生之河，从而以一种神话诗学让城市在文学上获得了根基。而穆齐尔则强调了在现代城市中个体命运的价值丧失。在后者这里迥然不同的话语并行出现，街道交通此时就象征了不同时之物的同时存在。米夏埃尔•谢菲尔（Michael Scheffel，乌佩塔尔）借助大量实例展现了文学中刻画都市性的那些更迭变换的形式语言。作为充满活力的城市叙事之创始者，巴尔扎克组构起了频频再现的地点和人物的全景图，而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通往旷野的路》（1908年）、里尔克的《马尔特•劳里德•布里格记事》（1910年）和阿尔弗里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929年）则建立了一种并行叙事美学，这种并行可以比作一种平面网络结构。谢菲尔最后总结说，城市经验最晚在20世纪迫使作家们进行一种变革，去超越传统的，尤其是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这一发展在当前的最高峰则体现为移民文学。


     从受鲁迅影响的“乡土文学”出发，张芸（青岛）大胆地对中国和德国文学进行了某些比较。她认为，在德国文学中城市并不让人引以为傲，而在中国20世纪上半期的乡土文学中城市却被看做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地方。在她看来，中国文学中起决定作用的对立似乎并不存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而是在对乡村的不同构想之间。拉尔夫•奥尔登布格（Ralf Oldenburg，青岛）以他的教学经验为基础讲述了让中国学生了解德语城市文学的核心母题时遇到的难题。他认为，在中国，人们以同样从属于都市空间的集体生活结构来对抗大城市的匿名状态；高速度、同时性和密集的刺激与其说被看做当前生活世界中的问题，不如说被看做这个世界无需解释的现存状态；对进步的肯定从让人无暇关注传统的丧失。他还认为，丑之美学终究很少可以迈进成熟的高层文化，关于文学功用的观念通常还是以美和道德教化为指向的。


     最迟到这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出，欧洲与中国的大城市经验及其文学表达是难以比较的。这里浮现出的更是如下问题，即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一种西方意义上的都市文学来谈论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对前现代城市生活的叙述在千年之前就已出现。但是深受城市化及现代化影响的文学在欧洲现代美学的催启下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在中国第一个现代大都市上海兴起。该文学的重镇是以施蛰存、穆时英、叶灵风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他们以带有强烈心理化倾向的叙述形式描述了当时大城市带来的几乎难以穷尽的刺激。上海城市文学在40年代凭借张爱玲达到了文学质量的一个高峰，她主要以市民生活世界的经济化关系为基础，演化出了人际间尤其是男女关系中的疏离感。虽然在这里不难看到与欧洲城市文学的平行发展，但在与上海对应的另一大城市北京却难以找到一种表现都市经验的文学形式。这座政治首府历史悠久的昔日皇城更是如郁达夫者怀旧之情的投射界面，或者是老舍文中尖锐的社会矛盾上演的舞台，这两者都很难说成是从都市化进程中衍生出来的。


     以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上海为代表的中国都市化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也即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一次全面的复兴，以此来看，似乎现代大城市文学的可能延续是顺理成章的。确实，近几年来在中国，与在德国相似，日益繁盛的流行文学一再呈现了上海或北京那惊人的城市图像。但是进一步的观察会让人发现，这里并没有出现可以在美学复杂性和成熟度上与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穆齐尔或者德布林所代表的大城市文学相媲美之作。更何况，乡村生活题材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影响如此深广（试想想莫言以乡村或者小城镇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余华及路遥所讲述的农民故事），以至于以当代城市生活为主题的小说（如邱华栋或者池莉的小说）几乎难以与之分庭抗礼。而在这些城市小说中，虽然一种当代都市生存形式得到了表达，但个人与城市生活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很少走向一种影响至美学及风格层面的现代性反思甚或现代性批判，而现代性反思及批判自19世纪晚期以来在欧洲文学中则屡见不鲜。概括起来可以说：在中国，尤其是在最近几十年，一方面可以看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速城市化，另一方面一种可与欧洲相类比的、具有独特美学法则的现代大城市文学却从未出现。这是从欧洲的视角来看显得极其陌生和费解的众多悖论之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悖论，这是在北京大学举行的这次以都市性为主题的研讨会格外引人注意的一个问题。欧洲关于大城市经验的种种文学构想无法在中国兼容，对此，至少有四个文化方面的特征是值得考虑的原因：第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一种对社会融入的追求，在城市中这种追求尤其强烈，很难容忍特立独行者和局外人存在。第二，在当代知识分子心中似乎并不存在大都市带来的危机意识，因而也从未形成这种意识的对立面，即一种都市中的漫游人文化（瓦尔特•本雅明语，译注）。第三，自然和乡村历来是中国文学的根基性范畴，占据着主导地位，城市无法作为经典场域与之进行实质性抗衡。第四个可能原因是一个经验性事实，即大多数重要作家（如余华、莫言、王小波等）的深刻生活体验——特别因为文革在青年时期——都是来自乡村的经验。总而言之，对欧洲与中国的都市性文化比较可成为一个研究领域，这个领域足可为人文学者和社会学研究者提供充分的材料，举行更多的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