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语言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忆与反省，除小说外，散文亦是重要的、为读者所重视的领域，尤其是那些在新中国建国前就已经建立起声望的作家、学者的回忆录——这一文化精英群体在“文革”中受迫害最为深重，因遭暴力而横死和自杀的数量极为惊人。他们中的幸存者，从“五四”一代的作家、学者，到延安时代的左翼知识分子，就此作出的见证，在“文革”后的读者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里介绍其中最著名的几部。

     巴金（1904-2005）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193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家》猛烈地批判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在几代青年读者中都曾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文学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革”开始后受到迫害，被抄家、批斗、关押和强迫劳动。“文革”结束后他 陆续写出150篇回忆散文，结集为《随想录》，1987年全书出版。在这部被他视为“遗嘱”的散文集里，他记录了“文革”给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带来的身心摧残，也反省了“文革”的思想文化层面的根源，尤其可贵的是剖析了他本人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逐渐放弃独立的人格与清醒的良知，违心地参与批判作家同行和友人的心理基础和过程，表达出沉痛的“忏悔”意识——这在关于“文革”的记忆书写中是非常少见的。巴金的文字风格历来真挚坦率、富于情感，这部书更以“讲真话”为主旨，因而很多篇什极具感染力，如他回忆妻子在“文革”中忧病而死的两篇散文。他在书中呼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而此书也被誉为他用文字建立的“文革博物馆”。

     女作家、翻译家杨绛（1911-）的《干校六记》（1981）是有关“文革”的回忆性散文的另一种类型。她和她的丈夫，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在“文革”中均受到批斗，并先后被下放到设在河南农村的“干校”——“文革”期间将知识分子和干部集中起来进行惩罚性劳动的场所。在《干校六记》中她回忆了这段生活，但将重点放在那些令人不那么沉重的记忆中，如劳动中的闲暇，或与动物之间的情谊，即使涉及悲伤的记忆也总是出之以平静的语吻。她以自身的经历证明，即使在被剥夺了自由的状况中，人们仍然顽强地寻求适于人性的生活的可能性，而（如此书结尾所显示的）这正是“文革”中激进的政治实践最终宣告失败的根源。

     女作家韦君宜（1917-2002）1930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赴延安，她的成长道路在左翼知识分子中很有典型性。“文革”中她曾受到批斗，一度精神失常。1998年，她出版回忆录《思痛录》，以亲身经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失误，也涉及对“文革”的反省，并披露了她本人在这些政治运动中的困惑、盲从和违心之处。其中最出色的一篇回忆了他的丈夫，一个共产党员干部的悲剧的一生。这个“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的忠实党员在“文革”中被当成“反革命分子”批斗，受尽折磨和屈辱，但仍然坚信“Text”文革”运动的正确性，坚信自己终将被“平反”，最终在幻灭中病死。

     季羡林（1911-）是中国当代最具声望的学者之一，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1935年留学德国，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1946年以后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文革”中被关进“牛棚”——一种由“造反派”私设的、条件极其恶劣的监狱，用于批斗、关押知识分子并强制其劳动。1998年出版回忆录《牛棚杂忆》，记录了他这一段屈辱的经历。和巴金、韦君宜一样，他也有意通过个人的见证，包括对自我的反省，让读者铭记惨痛的历史教训，但此书更完整也更生动地追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卷入“文革”中的政治运动、蒙受灾难的全过程，而且，在细致地讲述他亲历的那些相当悲惨的遭遇时，他往往将沉痛的感情寄之于诙谐的文字，例如他将最初遭受厄运而意欲自杀时的心理活动称之为“比较自杀学”的研究而不厌其详地加以描述，以“泪与笑”的方式，揭示了“文革”恐怖政治的邪恶与荒诞。



前往：
第一篇：反思还是遗忘？——“右派”知识分子与干 部视角的叙事
第二篇：为什么不忏悔？ ——“红卫兵-知青”视角的叙事
第三篇：疯狂和荒诞的寓言——先锋文学中的“文革”叙述及其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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