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语言

第一篇:反思还是遗忘?——“右派”知识分子与干部视角的叙事

作者在本文中提到的部分文学作品


     在“文革”结束后的三四年间,关于“文革”的文学叙事,其主流是倾诉伤痛的“灾难故事”。由于执政者迟至1981年才对“文革”做出“彻底否定”的政治判决,这一时期作品中,个人厄运、家庭悲剧和社会动乱只能被归咎为“四人帮”及其党羽的罪恶。尽管普遍地流露出此前文学作品中少有的、事实上被禁止的伤感的笔调,但从叙事的粗陋上来说,与“文革”中以及“文革”之前的文学面貌相去并不太远。不过,因为极大地满足了普通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情感宣泄的需求,它们受到广泛的欢迎。
     从1979年起,随着一批“右派”作家相继被“平反”而重新回到文坛,对“文革”的书写出现了变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这些作家因曾发表不合于正统意识形态的作品而遭到惩罚,被开除公职,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乃至被关押和流放达20年之久。在“文革”后的文坛中,他们是奥德修斯式的归来的英雄,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而他们试图根据自身经历理性地反思这一段历史的努力,以及对新的文学叙事技巧的大胆尝试,使得他们很快成为被关注的中心。

1982年,李国文的《月食》收入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李国文的《月食》收入短篇小说集
《第一杯苦酒》,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国文(1930-)1957年以一篇反官僚主义的短篇小说被打成“右派”,1980年发表短篇小说《月食》,讲述了一个“重返精神源头”的故事。曾作了20余年“右派”的主人公回到他年青时代生活过的农村,既是为了找到失散的妻子,也是为了重寻建国后在城市与乡村、干部与普通人之间失落的精神纽带。小说将共产党干部在“进城”后精神上的腐化与“文革”的灾难联系在一起,而给予小说一个乐观的结尾:已经过去的这一切如同带来了短暂黑暗的月食,“明朝准晴天”。

1982年,王蒙的《蝴蝶》收入中短篇小说集《深的湖》,版权:花城出版社
1982年,王蒙的《蝴蝶》收入中短篇小说集
《深的湖》,版权:花城出版社
    与之相比,王蒙(1934-)发表于同年的中篇小说《蝴蝶》虽然故事结构相似,涵义则更复杂一些。王蒙在1950年代前期已经是崭露头角的小说家,1957年,因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官僚主义的揭示而被打为“右派”。《蝴蝶》的主人公作为共产党的地方官员在“文革”初被揪斗并入狱,出狱后去偏远农村劳动,“文革”结束后恢复地位,并升任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小说借用著名的“庄生梦蝶”的寓言,探讨了政治运动中身份的升沉与“变异”对于主体意识的威胁:“一个钻山沟的八路军干部,化成了一个赫赫威权的领导者、执政者,又化成了一个被革命群众扭过来、按过去的活靶子,又化成了一个孤独的囚犯,又化成了一只被遗忘的,寂寞的蝴蝶。我能不能经得住这一切变化呢?”小说熟练地运用了“文革”后通过翻译重新介绍到中国的“意识流”技巧,将之裁剪后置入明晰的叙事框架中,但更为出色的地方在于它在叙事者和主人公之间设置了反讽的距离,而使故事容纳了更多思考和解读的可能性。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年,版权:中国文联出版社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
版权:中国文联出版社
     张贤亮(1936-)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他在1980年代受到强烈关注和争议的总题为“唯物论者启示录”的系列中篇之一,发表于1985年。他在21岁时因创作带有“异端”色彩的诗作成为“右派”,而遭劳教、管制、监禁达22年。这部具有精神自传色彩的小说讲述了“右派”知识分子章永璘在“文革”期间劳改生涯中与一位女犯黄香久的情爱纠葛。它将抒情性的笔调、对国家政治的思辨、对自我心理的分析和在1980年代中国尚属大胆的性描写融合在一起,以未必自觉的性隐喻——由于“地母”式的充满活力的底层女性的爱抚,遭受政治迫害压抑的男主人公恢复了性能力,并进而获得了精神上的信念和使命——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文革”既是知识分子的受难史,也是知识分子的获救史,而这颇为吊诡地曲折地肯定了“反右”及“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包含的文化逻辑:知识分子只有经过彻底的身体与思想的改造,才能成长为真正的唯物主义的革命者。
     这些以知识分子-干部为主角的、被称为“反思文学”的作品表明,“右派”作家并非真正的异端和对抗者,而是一些怀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资源和信念使得他们即使在历经磨难之后,也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关切,以及往往不自觉的优越感,使得他们的反思大多带上了“感谢苦难”的意味并转向面对未来的乐观的姿态,而极力克制感伤和怀疑。这与“文革”后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向前看”不谋而合,因而也引发了后来的研究者的批评:以“反思”为名,我们通向的也许是放弃反思,甚至是遗忘。
     不过,理解这类“感谢苦难”的作品,也需要考虑到它们发表的背景。在“文革”结束之后直至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学的表达仍然被视为一支“晴雨表”而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密切注意(尽管后者也在逐渐变化和调整)。因此,这些能够公开发表的作品的反思深度实际上是受限的,而且这种限度也往往内在于作家以及文学刊物编辑的意识之中,这种“自我审查”的现象从1950年代就已经出现。《蝴蝶》中虽然已触及到共产党干部的特权等问题,并闪露出一丝疑问,但在小说的结尾却以一种昂扬的语调将之消解,这种修辞技巧显然包含着使作品通过审查的考虑。

提及的作品:
李国文:《月食》,《人民文学》1980年第3期
王蒙:《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收获》1985年第5期
(以上所列均为该作品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发表或出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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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疯狂和荒诞的寓言——先锋文学中的“文革”叙述及其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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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冷霜博士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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