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反思还是遗忘?——“右派”知识分子与干部视角的叙事


在“文革”结束后的三四年间,关于“文革”的文学叙事,其主流是倾诉伤痛的“灾难故事”。由于执政者迟至1981年才对“文革”做出“彻底否定”的政治判决,这一时期作品中,个人厄运、家庭悲剧和社会动乱只能被归咎为“四人帮”及其党羽的罪恶。尽管普遍地流露出此前文学作品中少有的、事实上被禁止的伤感的笔调,但从叙事的粗陋上来说,与“文革”中以及“文革”之前的文学面貌相去并不太远。不过,因为极大地满足了普通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情感宣泄的需求,它们受到广泛的欢迎。
从1979年起,随着一批“右派”作家相继被“平反”而重新回到文坛,对“文革”的书写出现了变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这些作家因曾发表不合于正统意识形态的作品而遭到惩罚,被开除公职,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乃至被关押和流放达20年之久。在“文革”后的文坛中,他们是奥德修斯式的归来的英雄,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而他们试图根据自身经历理性地反思这一段历史的努力,以及对新的文学叙事技巧的大胆尝试,使得他们很快成为被关注的中心。

1982年,李国文的《月食》收入短篇小说集
《第一杯苦酒》,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一杯苦酒》,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王蒙的《蝴蝶》收入中短篇小说集
《深的湖》,版权:花城出版社
《深的湖》,版权:花城出版社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
版权:中国文联出版社
版权:中国文联出版社
这些以知识分子-干部为主角的、被称为“反思文学”的作品表明,“右派”作家并非真正的异端和对抗者,而是一些怀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资源和信念使得他们即使在历经磨难之后,也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关切,以及往往不自觉的优越感,使得他们的反思大多带上了“感谢苦难”的意味并转向面对未来的乐观的姿态,而极力克制感伤和怀疑。这与“文革”后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向前看”不谋而合,因而也引发了后来的研究者的批评:以“反思”为名,我们通向的也许是放弃反思,甚至是遗忘。
不过,理解这类“感谢苦难”的作品,也需要考虑到它们发表的背景。在“文革”结束之后直至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学的表达仍然被视为一支“晴雨表”而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密切注意(尽管后者也在逐渐变化和调整)。因此,这些能够公开发表的作品的反思深度实际上是受限的,而且这种限度也往往内在于作家以及文学刊物编辑的意识之中,这种“自我审查”的现象从1950年代就已经出现。《蝴蝶》中虽然已触及到共产党干部的特权等问题,并闪露出一丝疑问,但在小说的结尾却以一种昂扬的语调将之消解,这种修辞技巧显然包含着使作品通过审查的考虑。
提及的作品:
李国文:《月食》,《人民文学》1980年第3期
王蒙:《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收获》1985年第5期
(以上所列均为该作品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发表或出版的信息)
李国文:《月食》,《人民文学》1980年第3期
王蒙:《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收获》1985年第5期
(以上所列均为该作品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发表或出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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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冷霜博士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2009年9月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200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