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语言

     2009年 五月11号的一天下午阳光明媚，一些南京的著名作家们在南京大学附近的大学生咖啡馆“雕刻时光”聚集一堂：叶兆言、苏童、毕飞宇、黄蓓佳和鲁敏应邀参加“中德作家面对面”项目，与来自德国的同行进行“清谈”交流，他们分别是诗人和小说家马塞尔•拜尔（Marcel Beyer），评论家、编辑、传记和德国历史专业书籍作家于尔克•马格瑙（Jörg Margenau）以及翻译过许多中国作家作品的汉学家高立希（Ulrich Kautz）。
     “中德作家面对面”是柏林文学社发起的，由德国外交部、瑞士文化基金会和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联合资助的活动，目的是在中国介绍当代德语文学。此次活动共有四位德国作家参与，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两位，还有罗尔夫•拉珀特（Rolf Lappert）和汉斯•雅各布•罗特（Hans Jakob Roth），他们分别要到四个中国城市以朗读会的形式介绍自己的作品，其中主要是在宁波、上海、杭州和南京四所大学的德语系。由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组织的“面对面”活动包括两次各有一位德国和中国作家就共同话题进行的对话，而在南京的聚会则被称为“清谈”，该算是“面对面”中比较例外的一种形式。它也许更应该被视为一次实验，通过这次活动我再一次发现：要想促成中德两种文化和语言如此不同的国家进行交流，不仅仅需要一个好翻译，同时也需要一个深谙双方文化的主持人，来挖掘、辨认双方都感兴趣的要点，抓住这些要点并将其深化，否则对话就会停留在戏剧家李健鸣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很冷静地定义的那种文化交流：“我谈我的，你谈你的。如果彼此抱着一个能聆听的态度，就很不错了 。” 


     聚焦作家
     在开始做简短介绍时，于尔克•马格瑙就问翻译，为什么翻译说得比他自己说的长许多？于尔克•马格瑙写了一本关于《日报》的书，这家报纸基本上每个德国人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值得写关于这家报纸的书、这家报纸有什么特殊之处并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发展，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就需要一些背景说明了。
     应中国人的要求，德国客人们进行了更详细的自我介绍。马塞尔•拜尔讲到自己在德国搬家多次，这也是他喜欢在作品中用各种不同方言的原因。他也喜欢塑造从事特别职业的人物，以求享受他们带有“异国情调”的专业语言。他认为，这时候重要的不是读者能明白每一个词，而是这些词汇本身就具有自己特有的魅力。这种设想特别得到了翻译家高立希的赞同，他在翻译中国作品时甘愿忍受、甚至是特意追求这种效果。至于讨论小说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与东西德知名人士相符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听众来说可能更难以理解。 
     于尔克•马格瑙介绍了自己的三部著作：除了关于《日报》的那本书，还有东德最重要的女作家克丽丝塔•沃尔夫（Christa Wolf）和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传记。这位出生于西德、现居柏林的作家认为，这两项工作让他很满足，因为他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他研究克丽丝塔•沃尔夫的动机是德国90年代的讨论在他内心引发的一种不公正感，“因为西德的知识分子总是那么轻易地从道德上评判和诋毁东德知识分子在东德期间的作为和不作为、沉默或者就只是留在那里”。他说，随着社会主义的灭亡（在这里翻译更平和地将其译为“重新统一”……），对意识形态的执着已经丢失了，“留下来的是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在西德甚于东德”。如果有一个主持人的话，抓住个话题，讨论就会变得更有意义，因为这种状况不仅仅在德-德关系中，而且也正会在德中关系中导致隔阂和不快。
     中方与会者最关注也最喜欢的当然是70岁的高立希教授，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满头白发应享的尊重，而且也是因为他近50年持续不断地对中国的研究和对中国文学扎实的理解。其实，高立希教授的生平本身就是一段扣人心弦的当代历史：在汉语和英语翻译专业毕业后，他于1961年被派驻前东德驻华使馆，于1966年返回故土，他说：“那时文革已经开始，红卫兵在机场以两记象征性的耳光向我告别”。后来，高立希先生在洪堡大学汉学系任职，从1980年代初开始翻译中国文学。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作品包括王朔的《顽主》“因为这是第一部让我笑得出来的中国小说”，另外还有余华的《活着》，他说：“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哭了。”
     “清谈”的第二部分是中国作家和客人的分组会谈，其中也包括几位媒体代表。
     注：第二天，新浪网发表一篇文章，很有代表性的是，文章只是顺便提到了德国的作家，而主要部分则详细写了高立希教授反驳顾彬对中国文学的否定并为中国文学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