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语言

     1968年学生运动引发了战后德国两代人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断裂。“68一代”团结一致，最先开始对参与纳粹历史的父辈进行公开地、猛烈地批判。但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对父母的批判只为他们参与公共运动提供了私人动机，但没有被用作家庭内部讨论的契机。而那些在战争期间出生的人（出生于1930和1945年之间)，1945年以后，他们面对的也是第三帝国留下的废墟和一个贯穿社会生活的沉默禁忌。
     这代人并没有同背负战争包袱的父母的沉默作斗争，而是把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大学教师看作是自己“没有罪责”、“清白的”替代父亲。亚历山大•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也是这样的替代父亲之一，他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在1967年出版了文集《无力悲伤》，这本书也促使了两代人之间的交流障碍，因为这本书对德国人做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诊断：德国人鉴于否认、排斥、推脱罪责和自我同情等多种原因，没有为数百万的牺牲者感到哀伤，这一观点正好被“68一代”人当作战斗口号，来控诉他们有罪责的父辈。就这样“无力哀悼”的口号促使“68一代”谴责他们的父辈，并阻碍了两代人之间的交流。一直到父亲们去世，并且学生运动的高潮期也让位于一个明显清醒的时代后，探究家庭历史的强烈愿望才得以产生——但这个时候儿辈这代人深感内疚，因为在父亲有生之年他们拒绝进行家庭对话。在1970年代末，从事写作的儿子们——女儿们则很少——才开始越来越多地跟他们的纳粹父亲通过文学的形式进行清算，在这些作品里，家庭的积怨和意识形态的觉醒所产生的张力得以——哪怕只是书面上的——释放。

     迟到的反抗
     《旅行》这部1977年出版、以“长篇小说散文”为副标题的作品, 是后来所谓的“父亲文学”的原型，它的作者伯恩瓦德•费斯佩尔（Bernward Vesper）于1971年他32岁时自杀身亡。费斯佩尔把叙述和反思的成分结合在一起，努力还原生存本相，以此尝试一种自我探寻。他在三个不同叙述层面上记录了个人和政治历史。写作的当下和两个过去的层面交织在一起，一个是对作家1969年从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经慕尼黑到图宾根的一次旅行，另一个是记述一次“LSD旅行”。费斯佩尔写作的动机是“尝试去理解父亲的角色”，他的父亲威尔•费斯佩尔（Will Vesper）曾是纳粹诗人。费斯佩尔自传性作品的核心是对父亲权威进行迟到的反抗，看起来，他无法摆脱对父亲的那份爱恨交加之情。

     寻找父亲
     1935年出生的诗人和小说家克利斯托夫•梅克尔（Christoph Meckel）以他1980年出版的作品《画谜》创立了父亲文学的一个代表性隐喻。查找父亲资料的出发点，也是公开父亲资料的动机是一直不为儿子所知、父亲——诗人埃伯哈德•梅克尔（Eberhard Meckel）所写的战时日记：“从我看到他战时日记的那时起，我就再不能对这件事不管不问；它不再是私人的。我发现了一个我不了解的人的手记。”回顾已经去世的父亲，梅克尔认识到儿子私密视角的不足，因此开始从历史政治的角度来重绘父亲的思想和行为。可是在尝试描绘一幅固定的父亲的画像时，他没有——用记实现实主义的理想标准来衡量的话——忘记他的创作活动的相对性：“活生生的人会留下什么？在句子的运动中他的什么东西可以显现？也许是对他性格的一个概念，像是一幅画谜中模糊不清或固定的轮廓。”

     遗产负担
     死去的父亲留下长长的影子——具体表现为担心比39岁而亡的父亲更短寿——这构成了1932年出生的君特•佐伊伦（Günter Seuren）198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告别一个凶手》的的开篇。在第一章《射击奖励》中佐伊伦描绘了他父亲惟命是从地从一个普通工人变成了执行特殊任务的党卫军成员的过程。从儿童的视角看，父亲的不在是对美好未来的许诺：“我曾希望，有一天，当他属于胜利者之一的时候，他会成为一个好父亲，会弥补过去没有做的一切。”但战争结束后，失踪的父亲再也没有回来。在题为《幸存者》的第二章里，叙述者讲述了他成年人的生活是怎样受到父亲理想的干扰：“我惧怕我的父亲曾经有过的愿望。”由此，佐伊伦超越了承担历史责任的概念：他不仅强调后辈要为他们父辈的行为负起责任，而且恳切地指出，父辈还会给后代一种观念上的遗产，这一遗产往往恰恰因为其难以把握的特点而变得更加棘手。

     从超我中解放
     1945年出生的西格弗里德•高赫（Sigfrid Gauch）1979年发表了题为《父亲痕迹》的短篇小说。小说以一个儿子汇报的形式，反思了从父亲去世到下葬的这段时间。小说回忆了一个人的发迹史：从中校军医提升到党卫军全国指挥部里的一个部门领导，直到当上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s）的副官；1945年以后他坚决否认大屠杀，害得他的儿子陷入一种精神分裂的境况：“爱作为人的父亲，但因他的人格而受到惊吓。”这篇小说展示了，叙述者是如何逐渐地使自己从占主导地位的“超我”中解放出来，从而给予读者以启发。
     以上面介绍的四部父亲文学作品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子辈们在儿时经历的欠缺没有通过政治反抗得到充分的补偿。他们需要发泄属于父亲遗产的空白、失望和伤害，在学生运动同战后社会进行清算的高潮过去大约十年之后，父亲文学对这一需求做出反应。一直到找到了写作这种方式，才出现新的记忆历史的尝试，而这种记忆工作过去在失语的家庭中无法进行。



第二篇：后加追补的哀悼工作: 1989年后东德文学如何回忆梦魇般的家庭故事

第三篇：德国新家庭小说——纳粹时期的家庭史当下如何在文学中被历史化

前言：纳粹主义对德语家庭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