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语言

     过去的2008年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悲欣交加”的一年。这一年有初春的南方雪灾，有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有拉萨藏族的暴力事件，有北京的奥运会，有河北三鹿奶粉引发的全国乳制品行业的三聚氰胺危机。还有从美国传导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总之这一年注定了要在每一个人心中烙上一处挥之不去印记。
     中国作家在这一年除了以上的重大事件，和新闻记者一道留下了许多有深度亲身经历纪录外，还有很多作家从不同的角度纪录下了中国在这一段时空中所发生的令人深思的“故事”。
     矿难。在当今的社会新闻中已经算不上是新闻了，新闻媒体隔三差五会从产煤地区传来大小不同的事故报道。河南作家傅爱毛的一篇《嫁死》讲叙了一个农村妇女为了改变自己的贫困命运，以“赌命”的方式嫁给了一名矿工，算计着自己丈夫在矿井中“出事”后，以矿主赔偿的“抚恤金”致富的故事。这一视角揭示了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副产品”矿难，从另一侧面审视了人性的扭曲。
     东北作家迟子建创作的《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讲叙了一个在北方冬季远离城市的四等铁路小站，生活在“她”周围的人们，在半封闭生活状态下挣扎着向前跋涉的故事。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被现代经济、文明遗忘的角落。高速发展的时代 “经济列车”面对地处边陲的小站，不再停靠而是甩站而去，而以游猎为生的鄂伦春人，被当地政府拨地定居后，彻底告别了祖辈的生活方式，而遗存在山上和猎鹿为生的老人则成为风雪中最后一豆微弱的灯火。作家对经济发展以牺牲传统文明作为代价的忧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南京作家鲁敏《燕子笺》以质朴的语讲叙了一个乡村小学校长，一间小学待建公厕，一小块违规耕耘的菜田，为乡村的孩子们构建了一条通向明天的希望小径。作家字里行间充满诗意的温暖，表达了作家的态度。而众多农村学龄儿童教育，则是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天津老作家林希的《使徒》讲叙了一段 “文革传奇”。一个老工人用了一生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是个劳动者，而变迁的时代却将这一身份彻底清零。老作家文革期间19岁被划为“胡风反党保集团分子”遣送工厂劳动改造达二十年之久。老作家对这段过往的历史追问令我们后辈肃然起敬。
     上海作家的王安忆《月色撩人》为我们展示了大上海的新洋场，在新世纪所为“小资们”拉开的华丽帷幕后面，烟火气夹杂着红酒暗香中，男人工于心计的颓废与女人冒险奇遇的寄生方式。为读者打开一扇窥视新上海人“活色生香”的窗口。依靠以上内容，而今上海一词则早已超越了其地理上的意义。
     广西作家黄土路《夜晚戴墨镜的人》则讲叙了一个看似荒诞不经的“先锋”故事。一个被追查的贪官，在逃无可逃的境况下竟然躲到了一个他曾经光顾过的妓女家中，因承受不了心理压力，最后竟然躲到了妓女的子宫中才获得一丝安全感。这一似卡夫卡的叙事形式，再现了贪官污吏内心不可承受的压力。
     美国华人作家袁劲梅《罗坎村》则从“形而上”高度出发，探讨民族、民族文化心理，中、西文化差异及民主和正义。而落在叙事上则又小中见大。以个人经历伦理的细节和所遭遇事件的困惑为读者留下了更大的思考空间。作家对中西文化异同的比较批判为当下以讲故事为主流的文坛吹入一股清风。其笔下的故事以跨文化的视野，只用一个小小的“罗坎村”就将我华夏五千年源流的传统文化解释一清。
     回首08年众多作家作品以他们出的不同声音为文学思想界汇成了一股有质无形的潜流，正是由于他们独立思考，推动和提升了我们的判断力, 让文学创作创新走到今天。为此这里向作家们致以诚挚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