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语言

    我们坐上了老先生驾驶的蓝色大奔。这是一辆奔驰300 DT Elegance（国内汽车界称之为尊贵型），柴油发动机，但是带涡轮增压。汽车缓缓驶出停车场，刚一拐上笔直的乡间公路，老先生便果断给油，汽车随之产生强烈的推背感。这一脚油既证明了奔驰的高贵血统，又显示出八旬老翁瓦尔泽的男人本色。驾驶者瓦尔泽看重马力、速度、操控感，所以他在告别大众、菲亚特、雷诺、雪特龙这几款普及车型之后便选择了奔驰，但是他也曾因此蒙受不白之冤。想当初，他那几个少不更事的女儿受左倾社会思潮的影响，认为奔驰车是为脑满肠肥、俗不可耐的资产者准备的，爸爸的奔驰让她们难堪，她们也拒绝坐爸爸的奔驰去上学。如今他的四个女儿全都成了作家和演员，她们也习惯了奔驰、理解了爸爸。女儿对其奔驰尚有如此反应，更何况外人。好在批评家们很难撞见瓦尔泽驾驶奔驰，因为他开上奔驰之后就不再驾车上外地出席活动，否则他的大奔有可能被阐释为他思想上右倾、生活上日益资产阶级化的又一铁证。但如果批评家们坐到瓦尔泽的奔驰车里看一看，意见也许就会减半。别的不说，瓦尔泽的奔驰绝不像资本家的奔驰那么光光鲜鲜，一尘不染。在他的车内，树叶、泥土、花草随处可见——这是他的四足朋友布鲁诺的功劳。

     我们沿着博登湖北岸开了半个多钟头，终于到达努斯多夫或者叫“胡桃树村”（Nussdorf），到了瓦尔泽的家。这真是一片人间仙境。大师的三层楼别墅坐北向南。北靠一条僻静的小马路，私家车库与马路之间还有近十米的隔离带或者叫缓冲带。因为有竹林和各类灌木的隔断和包围，两侧的邻居不用说见其人、就是闻其声也比较困难。南面正对着博登湖。坐在房前的花园露台，近可欣赏花园和连接花园和博登湖的草坪斜坡，远可瞭望阿尔卑斯山。瓦尔泽家的一花一草一木都用博登湖水浇灌，博登湖也成为他们的天然私家游泳池。天热的时候瓦尔泽天天下水。他不想做超人，从未产生横渡博登湖的念头。进入深水区之后他总是顺着岸边游，岸上的景物和建筑物是他的天然运动坐标。瓦尔泽在一楼和三楼都有工作室，无论从一楼还是三楼瞭望，都是青山绿水，都是远景观和大视野，都是国际视野：朝前看是瑞士，向左看是奥地利，向右眺望再加一丁点想象就是法国。博登湖风景秀丽，风和日丽，不像是被冬天、雾天、阴天困扰的德国领土，也不是特别适合构想和倾听“冬天的童话”。博登湖是标准的秀美型山水，被誉为“小地中海”。也正因如此，瓦尔泽的作家朋友、时任柏林艺术科学院副主席的乌维•约翰逊曾奉劝他搬迁柏林。约翰逊和许多艺术苦行僧一样，认为舒适安逸的环境不利于作家的写作，认为对感官和生命不愉快、不友好的崇高型或曰壮美型自然环境才是灵感的源泉。但是瓦尔泽习惯了南国风光和情调，很难欣赏柏林或者说普鲁士地区的粗犷景观和粗暴的大陆性气候，所以他没有采纳朋友的意见。另一方面，他又不像许多德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那样对永远阳光灿烂、永远映照着文艺复兴和启蒙光芒的意大利一往情深。他去瑞士山区比去意大利海滩的回数要多，他在格劳宾登也搭建了一个舒舒服服的乡间小屋。他在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阿雷曼-施瓦本地区如鱼得水，这个地区也出产了他最欣赏的两位作家：一个是施瓦本诗人荷尔德林，另一个是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他自述把罗伯特•瓦尔泽的《雅各布•封•贡腾》读过不下20遍）。他自己的作品似乎也牢牢植根于德意志大地，透出德意志森林的深邃和神秘。

   瓦尔泽也离不开森林。仙居在博登湖岸边的瓦尔泽，并不满足房前屋后的花草树木，也不满足于眺望绿水青山，他还需要森林体验。对于他，森林意味着健康、娱乐、灵感，所以每天中午都要驱车五、六公里，去一片被称为为“貌似榉树林”的丛林里跑步、散步、遛狗。一同前往的还有他夫人或者女儿以及狗儿布鲁诺，一条来自博登湖对岸的阿彭策尔纯种狗。布鲁诺也小有名气，因为它跟主人一道上过杂志，在刚刚出版的一本题为《长着四条腿的缪斯：作家和他们的狗》的书中，它和它的主人还率先登场。它的主人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根据我和狗打交道的经验，我认为，我们从动物身上学到的东西可能跟动物从我们这里学到的东西一样多。对于瓦尔泽，中午跑步可谓雷打不动。这一铁律不会因为客人出现而改变。所以我在瓦尔泽家做客三天，也自然充当了三天瓦尔泽跑步随行人员。每天12点半左右，大师就带领我们往车库里走。从车库往外倒车的时候由女儿约翰娜负责扭头瞭望指挥，路边的灌木有点妨碍老先生的视线。车跑起来之后，大师就给我讲解风土人情，有时也会扯得比较远。譬如，说到著名的比尔瑙修道院教堂时，我问大师是不是教徒。他说自己是天主教徒，但马上又补充道：我和伯尔都是天主教徒，但是我们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他退出了教会，但仍然天天上教堂，我没有退出教会，但是我从来不去教堂……到达寂静的森林以后，我们自动停止交谈，不约而同地开始在沉默中疾行，慢跑。布鲁诺领路，一边跑一边用它的狗鼻子探寻五彩缤纷的嗅觉世界。我和大师并列前行，他小跑，我竞走。我本非竞走爱好者，我是一个已陷入运动依赖的业余长跑运动员，草场和森林则被我视为最高运动境界。但我现在是瓦尔泽的随从人员，我就必须跟大师步调一致。瓦尔泽跑得大汗淋漓，满脸通红，但是他跑得很专业，呼吸和动作都很专业（德国的森林偶尔有鸟声，但是没有铺天盖地的知了大合唱，所以跑步者的呼吸声和脚步声都清晰可闻）。他也非常专注，一看就是那种全身心地投入跑步的人。但是物极必反。专心致志之时往往也是神游八极之时。去年秋天，专心跑步的瓦尔泽就对横在路中的一根粗大的树枝视而不见，结果他扑通在地，摔得额头和鼻子鲜血长流。但是他没有让自己的血白白流淌。回家之后，他马上把这一经历写进了正在创作中的歌德小说。他怎么摔，歌德就怎么摔，他怎么受伤，歌德就怎么受伤。

   对于我，三天林中跑步下来，最神奇的体验莫过于跟一只狍子打了照面。事情发生在第一天。蓝色奔驰刚在林边空地停下，瓦尔泽就发现前方有情况，吩咐约翰娜控制好布鲁诺。仔细一看，是一只狍子站在百米开外的林中大道中央朝我们这边眺望。狍子和我们对视片刻，然后消失在林中。这一带的森林里有不少狍子活动，但是跟它们打照面的机会却极为罕见。联想到几个小时前在腓特烈港机场遭遇的不寻常，瓦尔泽再次感叹“今天日子反常”。我对神秘主义天生具有免疫力。现在我的免疫系统却因为狍子的出现而崩溃。我不仅真心实意地附和老先生的日子反常论，而且自信看出冥冥之中的天意，认定狍子的出现与我的到来密切相关。我甚至觉得狍子就是我。我产生这一幻觉，是因为读《恋爱中的男人》读得有些走火入魔。小说里面有一个文学小青年在朝拜大文豪歌德之后欣喜若狂，把自己比作狍子，把歌德喻为恭候狍子的巨蟒。在我的脑子里面，狍子对巨蟒便成为经典的、挥之不去的名人朝拜画面……好在我的免疫系统没有陷入永久瘫痪。第三天，也就是我走的那天，当我跟瓦尔泽一家子在一家餐馆共进午餐时，我特地点了狍子肉，同时大声说出自己的点菜理由：“巨蟒在我身边”——瓦尔泽坐在我的左手边。众人哈哈大笑。林中的狍子给我的博登湖之行带来了神秘和诗意，这神秘和诗意又随着这饭桌上的笑声烟消云散。

   瓦尔泽不是苦行僧。尽管或者说恰恰因为他是艺术之奴，艺术创作在他生活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他不想亏待自己，所以他要坚持锻炼，所以他要保证自己生活好，保证自己有好房住，有好车开，而且吃好喝好。瓦尔泽的生活哲学其实很有代表性，有相当数量的作家、艺术家都是这种逻辑。最早明确阐述这种苦修与奢侈的辩证法的艺术家似乎是瓦格纳。瓦格纳遵循这样的逻辑：我“只是作为‘艺术家’活着”，我“整个的人都化作了‘艺术家’”，所以我“不能睡谷草，也不能去劣质烧酒中找享受；你既然要呕心沥血地创造一个虚构的艺术世界，你就必须养尊处优”。

   托马斯•曼也对这种生活哲学进行了发扬光大。三十年前，瓦尔泽对这种逻辑进行了猛烈批判。后来，随着他本人逐渐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大文学旗手，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现在有条件、有资本信奉这种补偿论或者叫平衡论。瓦尔泽家的客人当然也是这一转变的受益者。在他家作客，吃饭就是莫大的享受——足吃足喝，好吃好喝。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是瓦尔泽古风犹存的主人风范。如果在家里吃饭，不下厨房也不摆桌子的瓦尔泽，必定在众人落座之后庄严起身，按照主菜配菜的顺序给众人分餐，而且坚持客人优先：客人得第一份，客人得双份，客人得独一份；喝咖啡吃蛋糕的时候他也总往客人盘子里多夹一块。原以为这种待客风格只可能出现在民风淳朴的偏远乡村或者是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孔夫子的国度，现在我真开了眼界。去餐馆就餐，他依然是好客的主人，依然是一家之长。满桌的人都是他招待和关怀的对象。他那几个业已跻身成功人士行列的女儿女婿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招待和关怀。对于我这个客人，他尊重我的口味和我的选择，但也忍不住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颠扑不破的伦理法则给客人推荐和解释风味菜。譬如在我确定主菜之后，他向我隆重推荐一种名为Bubenspitz的小面点。我没吃过，也没听说过，但既然大师推荐，我就试一试。端上来以后，瓦尔泽满脸微笑，问：像不像12岁男孩的翘翘？我这才恍然大悟：Buben不就是男孩吗？Spitz不就是尖尖吗？搞文学的人对语言如此不敏感，真应该往地缝儿里钻。

   我在瓦尔泽家作客这三天很愉快、很享受、也很有成就感。每天吃过早饭和午饭，我就跟在肩挎陈年真皮书包（里面装有在一楼工作室取的材料）的大师后头，穿回廊爬楼梯（他们家的建筑结构比较独特），去他那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三楼工作室举行“工作会谈”。我们谈了许多“正事”，取得许多成果。但我最大的收获，是瓦尔泽接受了北大和歌德学院的联合邀请，答应在10月中下旬来华访问。他已经开始认认真真为他的首次中国之行做准备。他的中国之行是我们盼望已久的访问，因为德国当代文学大家就剩下他没有来过中国。伯尔来过，格拉斯来过，赖希-拉尼茨基也来过。这几位在70年代末就访问过中国。由于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当时包括德语文学界在内的中国文学界跟几位来访者的交流极其有限，其结果就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中国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瓦尔泽的晚到也许是老天的安排。这个时间对他好，对我们也好。他是道地的艺术家，是性情中人。他不去没人知道其作品的国家，他也忍受不了满目的贫穷。他答应来中国，表明他知道或者预感到我们有足够的经济和文学成就供他检阅，表明他对陌生的中国已经产生好感。得知我即将回国，大师在邮件中添了一句：Guten Flug ins Immer-noch- Reich-der Mitte（平安飞抵依然位于世界中央的帝国）。读到这话，我真想匍匐在地，叩谢大师。对于我，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更简练、更有情感乃至政治分量的临别吉言？“一路平安”（Guten Flug）谁都会说，把中国（China）变为“中央之国”（Das Reich-der Mitte）的拆字游戏许多人都会玩。但谁能像瓦尔泽这样画龙点睛地添上一个“依然”（Immer-noch）？只要心里装着大师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笑对充斥德国媒体那些不过脑子的反华言论。评判一句话的分量，不仅要看说什么和怎么说，还要看谁来说。瓦尔泽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好去德国的政治-文化权威杂志《西塞罗》（Cicero）里面找：在2007年《西塞罗》德国知识分子影响力排行榜上面，瓦尔泽位居第二，仅仅排在教皇本笃十六世之后。

   结束博登湖朝圣之旅以后，我致信瓦尔泽，对他和他的家人给予我的高规格、高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的回答言简意赅。当时正值北京奥运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深谙人性的瓦尔泽知道中国人最渴望什么，所以他写了一句我下意识里最想听的话：“您在我们这里赢得了客人表现金牌！”（Sie haben die Gast-Goldmedaille gewonnen bei uns!）邮件的第二句也是最后一句话则是：“我期待着我的北京之行”。这话令人振奋，同时又不让人感到轻松，因为我们面对着接待大师的艰巨任务。为了便于准备，我问大师有何特殊愿望和要求，大师回答说：不管您安排什么，我都当礼物接受。我接着又问：夫人呢？他的回答更简单：“她与我愿望同步”（wunschsynchron）。大师的话不仅让人一身轻松，而且使人产生提前颁发“客人表现金牌”的冲动。



文章已发表于2008年10月《文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