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语言

 
    我自视为幸运译者。作为马丁•瓦尔泽 (Martin Walser) 的译者我尤感幸运。在我看来，做幸运译者至少需要满足如下条件：第一，翻译的作品是自己看得懂、看着乐、还能看出门道的作品；第二，能够在翻译过程中长见识、学思考、练写作；第三，翻译的作家会生活，会做人，也懂得善待和平等对待译者；第四点最为重要：作家本人让你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我几年前就翻译了瓦尔泽的《批评家之死》，而且翻得高兴，翻得顺手，翻完之后似乎还感觉到一点健脑益智或者说精神保健效果。目前正在译他今年3月刚刚出版的《热恋中的男人》。这本小说把老年歌德追求豆蔻少女的真实故事加工成为一曲爱情绝唱。2月底，瓦尔泽在魏玛首次朗诵小说选段，迷倒包括德国总统在内的高雅听众。我也为之倾倒。我在屋里一边读一边拍案叫绝，有时干脆站起身，在来回踱步中体会这审美愉悦。见到瓦尔泽本人以后，我发现他不仅厚待“影子制造者”——他的歌德小说中的一位女诗人把译文比作原文的“影子”，而且属于那种走出作品也不乏智慧和诗意的作家。这点也有必要加以强调。因为有些作家在作品中光辉而温暖，诗意而智慧，回到生活就面无血色，干瘪乏味，他们的作品犹如吸血蝙蝠一般，把他们的血气和灵气全部消耗、吸干。这类作家一般适于远看。但是瓦尔泽既可远看，也可近看。

     我在2002年开始翻译《批评家之死》，有幸见到他本人已是2008年夏天。掐指一算，迟到了好几年，所以有些懊悔。但是我没有让懊悔成为负担，因为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相信老天安排我现在跟大师见面自然有其道理。别的不说，进入07、08年之交，我和大师的邮件来往也渐入佳境，而且是因为我的名字渐入佳境。开通我和瓦尔泽的通讯联络热线的迪特•博希迈耶——他是海德堡大学德文系教授兼慕尼黑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主席——告诉我，瓦尔泽喜欢Liaoyu这个名字，理由是“没有讨厌的辅音”（Kein böser Konsonant）。见到大师如此正话反说，我恨不得五体投地。其实瓦尔泽和许多德国人一样，习惯了他们辅音较多的母语，念着Liaoyu实在有些费劲。但瓦尔泽却如此高雅、如此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发音器官感到的不适。我按捺不住兴奋，赶紧致信大师，感谢他对我“辅音成分偏低的名字所表现的宽容”。我同时告诉他，我这个元音过于密集的名字充满了革命豪情，Liaoyu在中文里的意思是Weltbrandstifter：宇宙纵火犯。随后，大师用电邮的P.S.（附言）做了应答：您也许听说布比斯先生在98年秋称我为“精神纵火犯”。我还没有达到宇宙纵火犯的水平。

     这个我当然听说过。我在一篇文章中谈论瓦尔泽如何做“政治浪尖人物”和“政治风云人物”的时候还引述过布比斯的话。有意思的是，最近我这篇文章译成了德文，“政治浪尖人物”和“政治风云人物”则按照德文习惯分别译为Ein Reiter auf politischen Wellen和Ein Erzeuger politischer Gewitter。如果译回中文，又成了“政治浪尖骑士”和“政治雷阵雨制造者”。换句话说，“政治浪尖骑士”和“政治雷阵雨制造者”是“政治浪尖人物”和“政治风云人物”的出口转内销形式。上述的宇宙纵火犯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宇”的出口转内销形式。作为译者和语言爱好者，我从这番语言交换中间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想到一个可以上升到语言战略层面的问题：出口转内销是否是丰富我们民族语言词汇的一条快捷而稳妥的渠道？

     7月初，我到德国法尔茨州的埃登科本参加博世基金会举办的翻译研讨班。当时恰逢瓦尔泽和博希迈耶教授在海德堡大学联袂发表演讲，我应邀前往海德堡，见到了一见如故的大师。由于瓦尔泽在演讲会和随后的宴会上不断被崇拜者所包围，而且我和他都只在海德堡呆一个晚上，所以我们约好二次见面。我可以到柏林来看您（他知道我随后要去柏林呆一段时间），您也可以来我家，我那里可以随时下博登湖游泳，随您便……大师如是说。8月初，我在柏林事情太多，想节约点时间，就写邮件问大师能否到柏林走一走。大师却回答说不行，因为他正陶醉于去年秋天开始写作的一本小说。接着大师又悄悄告诉我：如果我现在出远门，我感觉我的小说会非常生气。你千万别走，它对我说。但如果燎宇教授来，它会很高兴。既然我们这位众人仰慕的大师依然保持其艺术赤子之心，依然义无反顾地做艺术的忠实奴仆，我还有什么好选择的？我只能做奴仆的奴仆。于是我马上向大师宣布我将做博登湖朝圣之旅，同时恭请大师问问他的小说什么时候欢迎我去。大师回答说：随时欢迎。我告诉大师，8月8日我要跟爱国同胞一起在中国大使馆看奥运开幕式，9号才可以过去。

      2008年8月9日早晨，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往位于柏林城南的滕佩尔霍夫机场，我将从那里飞往博登湖边的小城腓特烈港。我忐忑不安，是因为对这朝圣之旅能否成行没有绝对把握。我怕又遇到名字写错的事情。若干年前我在国内登机遭遇过麻烦，原因是给我订票的人黄王不分，机票上赫然写着“王燎宇”……这一回我的担心来自Liaoyu：大师给予我高规格礼遇，他通过旅行社给我订购了机票。可是，大师近来一直称我“燎宇先生”， 我不知道他是故意为之还是没闹清楚（我在姓名书写方面一向坚持民族立场，从不写Liaoyu Huang，所以老有德国人叫我“燎宇先生”）。我没有见到旅行社声称已经寄来的行程单，又不好意思去问大师搞没搞清楚我姓什么名什么，所以只好听天由命，去机场柜台见分晓。我竟然顺利过关！是大师书写正确，还是办登机手续的德籍古巴人糊涂，或者是古巴人太友好（他看见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我佩戴的奥运徽章就跟我亲切攀谈起来）？我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我也不想没事找事。

     我登上从未坐过的涡轮螺旋桨飞机，不到一个钟头就到达腓特烈港机场。下了飞机之后，我带着好奇疾步走出机场大厅，我想看看老先生站在什么地方等我——他在电邮中只是说：我在腓特烈港恭候。一出大厅我就左顾右盼，看人、看车、看驶来和驶去的汽车。没见人影。我只好换着方向翘首盼望。眼看一个钟头过去了，我不得不坐到候机厅外的冷饮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找博希迈耶的电话，跟他要瓦尔泽的电话号码（为了维护大师的神秘性，我一直没跟他要号码）。博希迈耶给了我号码，同时告诉我瓦尔泽办事很稳妥，估计今天遇到什么麻烦。我赶紧拨电话，同时仿佛听见大厅里的广播好像在喊Liaoyu。我本能地一回头，望见稳步走来的大师。他是准时到达机场的，但有若干事情不凑巧。一是我的飞机提前几分钟到达；二是小小的腓特烈港机场候机大厅有两道相距不到三十米的门，老先生兴冲冲地进一道门，我则兴冲冲地出另外一道门。但最要命的是，我和老先生都很执着，都很单一。我站在门口不断左顾右盼，但是没回头往大厅里看，老先生则两眼聚焦到达出口，没想到扭头往外看……一个钟头过去之后，我们才同时幡然醒悟，然后才带着欣喜和一脸的无辜迎向对方。瓦尔泽说，在小小的腓特烈港机场也能出这样的事情，只能说今天日子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