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语言

     1983年，彼得•卡比查（Peter Kapitza）博士在慕尼黑创建了IUDICIUM出版社。建社初期，IUDICIUM出版了《日耳曼学专刊》（Fachdienst Germanistik），跟踪和记录德国媒体对德语语言和文学的探讨，目标读者群为国外的日耳曼学者。此外，IUDICIUM还出版了当时已有的《达福资讯》（Info DaF）杂志，之后又增加了《学习德语》（Studien Deutsch）等日耳曼学系列图书及以“达福”（DaF，德语作为外语）和“跨文化性”领域为主的图书。1987年，IUDICIUM出版了第一批译自日语的图书。除了日耳曼学、专业教学图书，出版社渐渐确立了第三个重点出版域：介绍东亚丰富文化的专业性学术书籍，涉及领域包括经济、政治、历史、宗教、法律、艺术、艺术史、文学研究和语言学。

     语言和文学
     略观IUDICIUM的出版书目，人们能发现很多中国书目。卡比查博士介绍道：“所有可供图书中，与中国相关的图书约占所有图书的15%，过去几年，‘达福在中国’领域图书的出版量呈不断上升趋势。2007年，这一领域出版的新书高达18种，占总量的25%。然而我社发行的专业期刊和文集中，如《波鸿东亚研究年鉴》（Bochumer Jahrbuch für Ostasienkunde），《Hôrin》（日本文化研究）和《东亚文学研究》（Hefte fü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等，只有部分文章与中国相关。”
     《新苏黎世报》和德国电台曾对《东亚文学研究》作过长篇的肯定报道，这也说明东亚文学的读者群正在日益扩大。《东亚文学研究》43号刊上登出了新译的杜甫诗歌《秋兴八首》。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在德国却因为译介寥寥而几乎无人知晓。而遭到同样冷遇的中国经典作家远不止杜甫一人。或许在IUDICIUM这样的专业出版社的努力下，这一局面将会得到改善。毕竟，《东亚文学研究》刊登的中国文学首译或试译作品也是致力于宣传中国文学的爱好者们的必读物，而对于文学译介者而言，不断更新的翻译文学目录更是一份宝贵的资源。

     交流与国情
     日耳曼学者李园（音译）在其2007年于IUDICIUM出版社发表的博士论文《交互式国情研究》的前言中就自身体验谈道：“这篇论文令我在德国和中国之间逡巡三年。因此，论文提出的国情研究理念产生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摇摆。这篇论文以及这种理念本身也成为了中德文化交流的一页。”李园这番话恰恰表达了IUDICIUM的出版方针，它也常作为研究思路得到应用。
     李园的研究对象为语言教学将广告视为一种知识渠道的利用，论文旨在说明，东亚学的不同专业如何才能发展成一种具有实用性的研究思路。
     IUDICIUM资助出版了很多不同的图书：“我们和德国日本研究院、东京的德国东亚自然和民族研究协会、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出版了很多图书。”卡比查博士认为，IUDICIUM和其他以中国为出版重点的出版社的区别在于：“我社的重点主要为当代中国的跨文化性和达福。而Harrassowitz社则主要出版经典汉学著作或关于汉学历史的书籍。” IUDICIUM的特点在于其出版的中国作者较多，卡比查博士就此表示：“过去几年，我社出版的中国作者的数量有所增长，这些作品以学术著作为主。我们审稿时最看重的是质量，而不是作者的国籍。”
     这些中国作品涉及课题广泛，从日常文化的微观世界一直延伸到政治哲学的宏观世界，对于那些有意了解中国的非专业人士，这些图书颇有可读之处。例如，梁勇（音译）在介绍中国交往形态的话语分析研究论文《中国人的礼貌——历史、体系、行为准则》中写道：“言谈谨慎；常省思自身和外界；强调‘委婉’的表达方式；避免争端；营造和谐的谈话氛围。”此外，《中国人权和民主》一书中还有这样旗帜鲜明的语句：“对于中国而言，自身的经济发展才是对西方人权话语的现实政治回应。”总而言之，在IUDICIUM出版计划中，人们可以发现一种别具一格、具有开放性的东亚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