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语言

     “中国的二十一世纪”这一符咒好像在文学领域也开始越来越大地发挥它迷人的作用。随着德语作家更频繁地发现中国这个文学题目，在经济的全球化开始之后，一个文化的全球化现在也初显端倪。 
     蒂尔曼•拉姆施泰特（Tilman Rammstedt）计划在2008年秋出版长篇小说《中国皇帝》，他以其中的一个章节在第三十二届克拉根福德语文学比赛上大获全胜。“英格博格•巴赫曼奖”和“听众奖”是给他的作品的酬劳。这部作品勾画了一个对自己的家庭历史不满意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和他濒死的祖父的幽默肖像。祖父最热切的愿望是驾车到中国旅行。中国在这里成了远离日常生活的丰富体验的投射屏，成了一个反衬之地。在中国，遗留的家庭内部的冲突和误解都失去了重要性，“因为在那里相互不理解并不是那么可怕，因为别的东西反正也都不被理解，而且极其可能的是，那里任何东西都太多太多，只是人们彼此之间没有时间，而且最终都搞不清楚到底要时间干什么。我们之间所有没有说出来的东西都会被中国填满。” 
      拉姆施泰特把“家庭”和“中国”这两个题目结合在一起，显然触动了时代的神经。在当代德语文学里，一方面是家庭小说这种样式，另一方面是和陌生文化相关的文字正在风行，从后者来看，中国主题尤其繁荣。

     „艺术家居留项目“: 中国作为灵感的源泉
     越来越多的作家被大使馆或文化机构邀请到中国去举办巡回朗诵会或进行灵感之旅，这也是中国主题繁荣的一个原因。但格奥尔格•克莱因（Georg Klein）在他2005年出版的针对国际化的文学产业的讽刺作品《上海命运》却提醒大家，不要对文化官僚主义抱过于乐观的态度。这部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作家的故事，他曾受到各地歌德学院的邀请，从雷克雅未克到墨尔本，从赫尔辛基到智利的圣地亚哥，到处朗诵他的先锋抒情诗。但在上海他却被一群艺术家绑架了。绑架者给他们的受害者安排了一个文化和美食教育计划：他们让他听中文的录音，让他了解中国厨艺的几乎是无穷的多样性。用这样的方式，这个被缚手蒙眼的德国“文化流氓”切身体验了一下他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幼稚和无助。德国驻外文化机构想要把“科隆大嚎啕”作为一种高等文化进行兜售，以折磨中国观众，针对这一放肆的行为，这个来自中央之国的艺术家小组用一场现场直播来对应实验性的“春之听科隆公开赛” 。


     这个现在又被松了绑的先锋诗人通过网络视频和麦克风，好好展示了他新学到的知识，他用中文名字介绍无数的菜肴。再大的跨文化的鸿沟也不可能比这里诊断出的更大了：诗人的表演对一方来说是关于饮食的一段自言自语，对于另一方来说却是抒情诗行为艺术。在——格奥尔格•克莱因把驻外文化仆人们好好教训了一番，——不加思索地出口当代先锋产品之前，应该先实地考察清楚当地特有的基本文化条件。

     自家门前的异质
     如果我们忽视身边的异质，我们将会错过什么样的体验源泉，格诺特•沃尔夫拉姆（Gernot Wolfram）用他2002年获瓦尔特•泽尔纳奖的短篇小说《收音机旁》，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点。一个“爱好写作的中国流亡者”和他的对声音很敏感的邻居在小说里有一段对话。起因是这个中国人的习惯——收听尽量奇怪的电台节目，直到深夜。这个中国人1927年生于北京，作为 “德语专家”他年轻时曾在外交部当过翻译，直到1950年代中，他被怀疑有偏离意识形态的问题，“辗转英国、法国，最终流亡德国”。从那儿之后，他用听收音机来弥补他失去家乡和自己的文化的损失，不停地在寻找“奇迹”：“一天晚上，他已经慢慢困了，他发现了一个比他寻找的还要奇怪得多的东西，——开罗电台的一个节目，每周三二十三点开始，播送四十五分钟的京剧选段”。


     沃尔弗拉姆在他的小说中把两个相反的发展趋势放在一起作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媒体对空间的消解，一个是私人近距离空间里的异化。邻居抱怨中国人夜里听收音机，不但终止了他的爱好，而且在对话中错失了一个相识的机会：“‘您是共产党吗？’——‘您怎么会这么想？’那个男人指指伟大领袖的照片，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在书架上毫不起眼——‘我曾当过外交部的翻译。’——‘有意思，有意思。’”这段文字显示了，在自家门前就很有必要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对那个只会复制原型的人来说，只能算他倒霉，因为他总在寻找自己熟悉的东西，反而错过了真正的异质体验。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学的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就在于，通过文学叙述使当地的读者体验陌生的国度、民族和习俗。周游过很多地方的克里斯蒂安•克拉赫特（Christian Kracht）就继承了这一传统。他数年以来一直寻找着遥远国度和绝对体验的契合点。这个瑞士人在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1979》中就表现了一次双重的幻想破灭的过程。漂流不定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个有些花花公子倾向的同性恋室内设计师，他先是在德黑兰革命的混乱中失去了一个朋友，朋友因为过量吸食毒品而死，而后又——听从一个摸不透的导师的建议——踏上了去往西藏圣山冈仁波齐的旅程。但是他既没有得到“顿悟”，也没有产生“伟大的思想”，连一次“净化”都没有。“老实说，我在绕着圣山转圈的时候，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实际上，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相当稀松平常。”克拉赫特解构了“在东方可以找到圆满和救治”的习惯说法。他的反发展小说展现了西方目标明确的意义追求和藏族人基于仪式的重复和身体的劳顿的宗教实践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因此这个作品也为——急需的——常常被招魂的“西藏灵性”的去神话化做出了贡献。西藏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正升级成一个范式性的渴望之地，对西方文明感到失望的人很乐意把救赎的希望投射到这个地方。

 
     “中国”素材的多面加工 　　
     “西方有财富，东方有智慧”，对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作家如布莱希特，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和赫尔曼•黑塞等来说，这句话道出了他们的中国热情的原因，但当代德语文学清楚地表明，这样简明的公式早已面临瓦解。从1970年代起，毛泽东情节（比如黑尔加•诺瓦克 [Helga Novak] 的《圣经巴别的简明寓言》）和以文学异国体验为形式的人生故事（比如赫尔曼•金德尔[Hermann Kinder]的《冲国，冲国》，米夏埃尔•克吕格尔 [Michael Krüger] 的《为什么北京？》”)　成了最常见的题材。 　　
     从1980年代初中国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他们的视角也越来越多，从兴奋的发现者的喜悦，到紧张的害怕受影响的恐惧，可谓五光十色，异彩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