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新建筑”的新博物馆


女王纳芙蒂蒂胸像,柏林新博物馆,版权:柏林国家博物馆,摄影:Achim Kleuker
2009年11月9日,北京艺术家黄锐在柏林歌德学院发布了他的新摄影作品集《1989-中国和德国的365个艺术日》。在他逗留柏林的期间,他参观了2009年10月重建开幕的柏林新博物馆。新博物馆是在19世纪晚期作为柏林市中心“博物馆岛”的一部分修建而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遭受了严重摧毁,是到了最近几年才在英国明星建筑师大卫•齐泊菲尔德的指挥下,耗费巨大工夫整修完成。新博物馆的一部分是埃及博物馆,其中收藏有著名的古埃及女皇纳芙蒂蒂的胸像。一些埃及政府官员要求将胸像归还给埃及。德国政府的辩解是,胸像是德国考古学家1913年合法获取,并且在当时埃及政府的认可下运回德国的。
见到纳芙蒂蒂
尽管我在见到纳芙蒂蒂之前我已经知悉她的事情,还有关于她的争执:历史的、政治的、国家的或法律问题的,但在2009年11月重建开幕的柏林新博物馆见到她本人的时候,我还是惊讶了——她竟是如此动人。她独自在一个参观区的中心位置静静地与参观者们交流,毫不在意她的美在咫尺之距。当这种状态发生的时候,美的真实存在掩盖了她所有真实历史的存在。
毋庸赘说其它来自古埃及时代的艺术品,每一个都是体量稍小的,更加具象的。由于陈列方式,也由于空间设计,光线,颜色,材料,质感,环境对比性等多种因素,我特别沉醉这些作品,它们特别的高雅之处。也许因为形体稍小,所以更感到艺术家及于对象的无比细致的呵护,在雕刻材料上流动敲凿的动感,特别是数千年以前的作品,所以人们可以同时发现岁月和人类破坏的痕迹。而这一切都展开在人们的平视状态上。仅仅这些作品的存在及存在的平易近人之处,便使新博物馆获得无可置疑的成功。
“新建筑”的流行
现代建筑沿袭柯比西耶的方法论,似乎通过伟大的建筑空间可以组织伟大的城市结构,可以创造未来城市。我们在大部分国际城市所见到的博物馆(美术馆)是这样的。近二三十年来,这已成为一种流行方式,成为一种当代的审美文化,最终成为了政治方式。所有欧美的大都市,亚洲的大城市无一不是这样的。

新博物馆,阶梯大厅中陈列的历史石膏像,版权:柏林国家博物馆,摄影:Achim Kleuker
在这些新建的博物馆(美术馆)的建筑空间里,可以看见建筑师们单调而且相似的手法,即:建筑空间与艺术品对立——用空间比例、材料、色彩、光线的构成制造与展示艺术品互为断裂的局面,而当人们居于其中的时候,对立的因素也传达给人,人在一种压力下被迫承认在对立环境中被突显的艺术品,同时必然注意到被故意放大化的建筑设计。
在英国有诺曼.福斯特,在荷兰有库哈斯,在日本有安藤忠雄,在世界各地的繁华地带可见这类形形色色的所谓当代主义的建筑师。任何一个城市最上流的规划会、发布会、派对都可以见到其辉煌、潇洒的身影。因为最单调,因此最时尚,所以最流行。当然少不了坚定的支持者们,政治家、规划师与开发商同时欣赏新城市的杰作:钢架结构源自钢铁工业的生产线,巨大而复式排列的幕墙玻璃反射信息时代的光线——连博物馆(美术馆)都是如此同一的节奏,而完全无视这是哪一座城市,哪一种艺术品,哪一种人群所发生的文明史。
那些被高光照射和钢材、玻璃框住的艺术成了整个消费世界商品代号的装饰品,因为它们构成消费社会的组合,而不是对历史、历史艺术品的尊重。正因为如此,以保存、复原为概念的新博物馆的成功设计无疑是文化状态的一种进步。
新博物馆的语言

新博物馆,国王阿麦南麦三世祈祷像,
版权:柏林国家博物馆,
摄影:Achim Kleuker
版权:柏林国家博物馆,
摄影:Achim Kleuker
如果说新博物馆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我可以说在某些部分的工艺呈现有点过分了。有些是过于局部或者过于全面了。有的部分可以加强历史中被破坏的痕迹。有的部分可以容纳被人们触摸的空间,敞开一面来呼吸空气,或者让人们震惊仍旧赤裸着的建筑胴体上的疤痕。
我们更尊重“保存”的坚实意义——以新博物馆为例,以此借鉴展示艺术品的本原的人性意义。
黄锐
艺术家,策划人, 北京
2010年1月
艺术家,策划人, 北京
2010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