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和城市发展

Dieter Hassenpflug任教于魏玛包豪斯大学，是建筑专业社会学及城市社会史方面的教授。在他的倡议下，2004年与上海同济大学合作的双学位课程"国际城市综合研究"（IIUS）得以创建。2007年夏，Hassenpflug教授来到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中心任一个学期的访问学者。

     ML: Hassenpflug教授，您与中国的交往是如何开始的？
     2000年，我的一个中国博士生建议我到中国巡回讲学。2001年在DFG的资助下，我来到中国，访问了北京清华大学，还有哈尔滨、青岛与深圳的几所高校，最后是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我发现他们与德国之间关系密切，他们也问我是否可以一起创办一个交流项目。
     2002年，我和当时在柏林参加"世界建筑会议"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CAUP）代表团签订了协议，向DAAD申请了资助。由此便产生了这一"国际城市综合研究"课程。

Hassenpflug教授

     ML: 您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中心之间的合作是怎样进行的？
     一方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对这样一个项目有着极大的兴趣。一个原因是，"包豪斯"的名字对于他们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学校的教育系统完全不同，为了达成一致，需要做很多工作。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例如，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没有社会学课程，在魏玛包豪斯大学则是有的。因此在三年前，我就在同济大学举办了一个短期讲座，尝试建立这一课程，现在我在上海任一个学期的访问学者，也是怀着同样的目的。无论如何，对学生来讲，学院的交流无碍，学生们从一开始就受益于这一合作。

     ML: “国际城市综合研究”的课程是怎样的？

     魏玛与上海的学生分别于第三学期互到合作学校，因此他们并不在一起学习。目前正讨论将交换学习延长到一年。中国的教育体系规定，到国外留学为时一年以上，才能承认成绩。与外国大学联合办学，半年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采用了德国的"欧洲城市学"课程的教学大纲。德国学生在同济大学期间，由优秀的、接受过国际化教育的专业人员用英语授课。不过，他们去年就表达了一个愿望，不要被特殊对待，而是能与中国同学一起上课。
     作为中国领先的规划学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与许多国外大学都有合作，如同一块磁石吸引国际专家权威前来讲座授课。由此也平衡了高校中英语课程的缺乏。

     ML: 德国与中国的建筑教育有何不同？
     在中国，讲座不如在德国那么重要，讨论课则几乎没有。教育是以实践应用为方向的，中国学生必须快速进入角色，为校外所需的项目进行设计。所有的建筑与规划的教授都在校外拥有自己的公司。他们将有天赋的学生带入事务所，并将学生的硕士论文与工程项目联系到一起。
     在我看来，这样太过于市场化了，学院教育应当比重更大，有着更多政治、文化与理论内涵，来强化反思的能力。德国和中国的教育系统可以更优化地互为补充，这也正是我们的目标。

     ML: 以您的体会，中国和德国的学生有何不同？
     我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和中国学生相处的经验。总体来讲，中国学生不像德国学生那样习惯独立工作，他们需要强大的引导。在我这里办的讨论课上，我一开始问了，谁愿意做报告，外国学生全部报名，占总数三分之一强的中国学生中只有一人报名，而后来他又退出了。由此可见中德教育的文化差异。我们的教育学产生的结果是，学生可以独立工作、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能够有计划有条理地行事。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建筑学生很快就开始设计，中国人可以很快就在头脑中形成画面，并很好地实施出来。他们对于计算机应用——例如绘制渲染图（3D模型）——也掌握得更好。我们的学生在这方面通常完全不会，还需要手画图。反过来他们的强项则在于分析和描述文脉环境。我们的学生很晚才进入设计阶段，设计往往放在最后。
     我在德国也为同济大学的学生讲授过实际项目。他们做城市发展项目，并得到了设计任务。这里显出了另一个区别：中国学生不大习惯以小组的方式工作。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现象是：他们在辅导时间找我时，我看他们的设计方案、提出一些意见、问他们这样设计的原因。 结果，他们大多数都无法给出答案。在德国，建筑永远要有根据，尤其是城市规划。城市规划不是一张图，而是一个论证！我为什么用某种特定的材料，为什么把一样东西放在特定的位置上。
     然后，这些中国学生在三周以后拿来了一个全新的方案，但有着同样的问题。他们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并没有否定他们的设计。他们等着我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在这方面德国的教育是有优势的，学生需要独立自主与合作的能力。在中国首先培养的是技术能力，当任务明确的时候，中国学生可以作出惊人的成绩。

     ML: 如果说中国学生很少懂得团队合作，中国的这些巨型项目是如何实现的呢？
     您只需看一下中国城市发展的现状，就会发现其中问题重重。这些问题主要在于设计事务所的工作方式，缺乏的是质量、功能性和各部分系统间的合作。以北京为例，那里存在着机动车交通、还有不同交通系统整合的严重问题。我的一个中国学生撰写有关换车点的硕士论文，因为存在从一种交通工具换车至另一种交通工具往往要走上很长距离这一问题。交通系统中根本没有联接和整合。不同的规划者自行其是，设计各自的组件，事后再把它们拼在一起。
     另外还有一些资源错误分配的例子，如在住宅建筑中。房屋通常在没有进行市场分析的情况下就建成了。如上海“一城九镇”的理念。欧洲的城市理念是不能移植到中国来的，欧洲是外向型的，表现在对方向感的忽视上。而在中国则十分强调住宅的朝向。

    

北京地铁

     ML: 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城市发展？
     我正在做由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BMBF）资助的：《沈阳——可持续发展的样板型特大城市》项目。其中提出了诸如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沈阳有一个故宫，但也有巨大的旧工业厂区“铁西区”。.“铁西区”目前已经全部拆除，并代之以新的居住区及工业区。有关部门不曾对于工业文化遗产的意义作过评价。中国只视庙宇宫殿等的高级公共建筑为文化遗产，但是此外我认为，中国憧憬的未来中，古旧的东西没有一席之地，中国的空间乌托邦是完全面向崭新的未来。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建造向高空发展的垂直城市也是迫不得已，否则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与欧洲相反，中国是内向型的。如果学生拿到设计综合住宅建筑的作业，他们会自动地只关注其内部。城市是一个文本，一个文化和社会的文本，学生们只用中国方式续写它。其社会内容是家庭的重要性，而非个体。群体的重要性难以想象的，与高度个人化的欧洲社会完全不同。
     我目前的研究兴趣在于发现这一切正在如何改变。我在写一本书《当代中国的都市密码》。目前我还在能体验群体、家庭、关系的力量，以及延伸到空间的内向型力量。它们从始至终都稳固。因此在中国总有公共空间的问题，这是个缺失的主题。我经常看到人们在立交桥下或停车场上跳舞，要么在交通环岛上练太极。
     然而公共空间也在逐渐发展。由于中产阶级的壮大，对空间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城市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在上海已经是这样了，即城市在中产阶层社区——主要建在浦东——之间的交界处创造附加的临近休闲区，虽然这些区域目前为止仍然面积很小。
     中国对于我是个对比的工具，用来更好地理解欧洲。当局者迷。所以我如此拥护这类交流项目，跨文化经验将使我们的学生成为更优秀的建筑师和规划师。

ML: Hassenpflug教授，谢谢您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