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围绕电影中表现的介于“施普雷瓦尔德酸黄瓜” 与“国家安全局间谍无处不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的争论，显示了多重的“不同”经验，这些经验不仅包括了东、西方的分隔，也涵盖了政治认同、家庭和各代人之间的差异。
     距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日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月了。在此之际，民意调查显示，德国青少年似乎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持有积极的看法。而与此同时，一场将民主德国归入非法治国家的政治争执正在展开。关于东、西德电影创作的讨论也在介于“怀恋民主德国”与“秘密警察遍布的民主德国”的范围内游移。其中有代表性的当数对两部最著名影片的批评。它们是亨克尔•冯•杜能斯马尔克斯（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在2005年导演的《窃听风暴》和沃尔夫冈•贝克尔（Wolfgang Becker）在2003年导演的《再见列宁》。

获得了奥斯卡奖的《窃听风暴》涉及到对国家安全局的背叛和艺术家圈子中的投机主义。它令人信服、细致入微地再现了一个处于严格监控之下的国家氛围。然而，影片中国家安全局的监视者从“作案人到牺牲者、乃至英雄”的转变被公民权益维护者和历史学家诟病为不现实并流于轻描淡写。把东德描绘成个人避难所的喜剧片《再见列宁》尽管深受观众喜爱，然而也受到了指责。有人认为，影片将前东德的日常生活局限在施普雷瓦尔德酸黄瓜和小红帽香槟酒上，而非人道的专制统治则在这样具有颠覆性的历史故事之下，显得苍白无力。

     介乎于自我了解与用电影来进行清算
     如果我们考察近二十年的电影记忆，就会发现电影中呈现的东德日常生活的专制统治与其不合理政权的面貌是多样化并充满矛盾的。“1984年，我被国家安全局逮捕入狱，1985年夏天，我被驱逐到西德。”兹毕蕾•舍奈曼（Sybille Schönemann）在她导演的纪录片《遭到禁锢的时间》（1990年）中表达了隐藏在以上两句话背后的经历体验。这是最早反映东德压制人民的现实、并在电影院中得到公映的影片之一。对于这位女导演来说，该作品具有双重意义，它既令她“克服了人生中一段往事”，也提供了一份对“那段时期以及一个多重分裂的国家的记录”。产生于1990年到1995年间的许多电影都同样反映了这一双重的愿望：在完成对个人经历反思的同时，以电影手段探索一个陷于分裂的国家的真实面貌。电影制作者们力图确证自己在东德的遭遇、并同时对其进行清算 。
     彼得•卡哈纳（Peter Kahane）在电影《建筑师》中戏剧化地描述了一小群年轻建筑师建造一个新社区失败的经历，并以此隐喻了不仅仅只是年轻的东德女公民才感受到的希望与乌托邦的幻灭。被公认为富有批判精神的民主德国导演海涅尔•卡洛（Heiner Carow）的《过失》（1991年）和赫尔维希•克平（Herwig Kipping）的《彩虹后面的国家》也都以个人的失败映衬了社会的畸形。在这些早期影片之中，恰恰都是在国家安全局间谍这样的人物形象身上浓缩了情感冲突与社会压力之间的错综交织。它们当中既有罗兰德•格莱夫（Roland Gräf）扣人心弦的《演奏探戈乐曲的人》（1990年），也有约尔格•弗特（Jörg Foth）满含悲喜剧色彩的、为东德谱就的电影终曲《来自达达尔最后的消息》（1990年）。而九年之后，国家安全局间谍的形象在大获成功的电影《我们这样的英雄》（1999年）中则少了几分真实性，多了几分喜剧性。


     继续产生影响的因素
     弗兰克•拜耶尔（Frank Beyer）在《尼古莱教堂》（1995年）中探讨了个人行动空间与道德政治动机以及社会压力之间的联系。这部以艾利西•略斯特（Erich Loest）的同名小说为蓝本的电影首次在历史层面上对导致柏林墙倒塌的种种事件进行了分析。电影通过巴赫尔家的各个成员回顾了民主德国内部反抗力形成的种种条件。故事展开的舞台就是曾经创造历史的地点：1987年至1989年的莱比锡以及尼古莱教堂每周一举行的祈祷会。拜耶尔不仅关注各代人之间的冲突，而且更想探究个人自由的追求需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才能令人起而反抗国家至上的原则以及机会主义。与此同时，特罗塔（Margarethe von Trotta）导演从西德角度反思历史的电影《誓言》（1995年）也问世了。它试图以电影的形式同样表达自身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但该片缩减为一段三角恋爱故事，这一故事贯穿各个历史阶段，并配以阴郁的历史场景。到目前为止，利希特（Roland Suso Richter）的电视叙事史诗《柏林的奇迹》（2008年）是以影像手段、家族小说形式反映东德的最新一部作品。其创作灵感来自一个东德国家人民军士兵写下的笔记。


     “哪些因素还在产生影响？”在马尔克•鲍德尔（Marc Bauder）和多尔特•弗兰克（Dörte Franke）导演的纪录片《人人都有不愿提及的话题》（2006年）中，一位主人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部影片通过对三位人物的描写让观众了解了监禁的经历和父母与孩子分离造成的后果。从前的持不同政见者必须认识到，他们的经历只为少数人拥有。只有在纪念场所、作为时代见证人，他们还会找到听众。但是，在面对自己的孩子时，他们却常常感到无助，并陷入沉默。
     民主德国所产生的持续影响就是它的公民在统一的德国中感到“无所适从”。这也成为了许多新影片的常见主题，当然这是就社会层面而言。电影《去比地平线更远的地方》（卡哈纳，1998年）或克莱因纳特（Andreas Kleinert）导演的《走向黑夜的道路》（2000年）虽然只是以边缘人物为主人公，但是两部影片都向我们揭示了：对东德的残缺不全的“电影记忆”一如既往地契合着一种分裂的身份认同，这一现象贯穿东西方经历、各代人及不同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