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快出去，出去！”男主角扮演者乌尔里希•图库尔（Ulrich Tukur）目龇欲裂地高声喊道，叫声充斥了整个舞厅。他扮演的约翰•拉贝刚刚宣布了自己即将离开生活了逾三十年的中国，紧接着，舞厅的大吊灯就坠落了下来。爆炸声充耳不绝。此刻，日本军队开始了对南京的轰炸。随着图库尔的叫嚷声，临时演员们冲到了屋外。人群中夹杂着不少德国人。他们都是高薪的经理人、银行工作人员以及工程师。为了在德中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合拍电影里参与演出，他们特意抽出了时间。就连德国驻上海领事的夫人和女儿也穿上了三十年代风格的舞会礼服。“真是格外美好的经历，”加布里埃•冯•海顿热情洋溢地说。为此，她一大早就赶来化妆了。单单是梳妆打扮就花费了两个小时。而这一次，就连许多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人常常念叨的口头禅——“时间就是金钱”，也失去了效力。有时候，这些大多拥有高薪收入职业的群众演员必须等待数小时之久，直到摄制组完成下一场戏的布景。

西方对历史背景几乎毫无所知
1937、38年冬天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为奥斯卡奖得主、年轻的德国导演弗罗里安•加伦伯格尔（Florian Gallenberger）提供了拍摄一部大制作影片的素材。日本军队在占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期间，进行了疯狂的杀戮。死亡人数估计高达30万，亡者大都遭到了极为野蛮的残杀。受到强暴的妇女、儿童难以计数。日军以南京大屠杀为开端的血腥暴行，深深地植入了中国人的意识之中。直到今天，仍旧影响着中国与其往日的敌对国的双边关系。然而，日本极端保守的历史学家诸如东中野修道（Shudo Higashinakano）之流却依然固执地否认日军当时的恶行。前不久，以东中野修道的书为蓝本，日本导演水岛悟（Satoru Mizushima）拍完了一部他所认为的《南京真相》的影片，继续为日本发动战争的罪行开脱。可见，在日本，致力于对战争进行反思的人士仍未成为社会的主流。

一个具有两面性的英雄
这一点乌尔里希•图库尔也很清楚。他头发剃得精光、带着一副小眼镜的样子宛如当年的约翰•拉贝，看上去根本不像英雄人物。尽管如此，坚定的纳粹党员拉贝与来自欧洲、美国的志同道合者面对残暴毫不退缩，为南京市民建立了一个安全保护区。他无畏的勇气令人联想到在波兰救助了1000个犹太人免遭屠杀的辛德勒。图库尔说：“约翰•拉贝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历史却把他推到了一个位置上，与此同时，他也得到了成长。他曾经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存保障。而在1938年回到德国后，他却毫无用武之地。最终，默默无闻地死于柏林。这就是原本的故事，我觉得它非常有意思。”

为了尽可能逼真地再现历史，加伦伯格尔导演还专门拜见了魏克德（Erwin Wickert）。这位前德国驻京大使年轻时曾经与拉贝相识，并且在几十年之后出版了拉贝的日记。加伦伯格尔导演的剧本正是基于这些日记创作出来的，他说：“这部电影最吸引我的是：西方对南京大屠杀的这段历史、对当时发生的惨状毫不知情，而我则可以通过片中人物的亲身经历把它讲述出来。”

障碍重重的拍摄工作

这部电影拥有一流的演员阵容。除去因出演奥斯卡得奖影片《窃听风暴》而闻名的图库尔，还有高特弗里德•约翰（Gottfried John）、丹尼尔•布吕尔（Daniel Brühl）、斯蒂夫•巴斯米（Steve Buscemi）和张静初。拍摄地点大部分选在上海。其实，加伦伯格尔导演本来更希望在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进行拍摄。但是，经过数月的预先调查，他推翻了自己的初衷。“南京的很多地区在屠杀进行期间遭到了破坏，所以，1937年以前的样子在那里已不复存在。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上海找到了几处保存着1937年痕迹的地方。”

即如约翰•拉贝在南京的、现今成为了博物馆的住宅也不适合进行拍摄。于是，摄制组在上海黄浦江边的老机场上迅速地仿建了拉贝住宅。机场以前的飞机库被改建成西门子的车间。而主要的拍摄地则是上海原来的法租界。那里的一座有年头的饭店被布置成了德国大使馆。以前的一所学校大礼堂改成了舞厅。

拍摄现场不仅仅有德国的群众演员而众多的上海市民也有的套上了棉衣，扮成车间工人；有的身穿中国传统的丝绸服装参与了舞厅一场戏的拍摄。屈交、陶景甫（音译）说，他们为自己成为该片的临时演员而感到荣幸。为什么呢？杨德（音译）解释道：“曾经有过那么一位善良的德国人给予过中国人如此巨大的帮助，让我们深受感动。我很庆幸自己能够有参演的机会。”

为了拍好影片，德方工作人员需要克服不同寻常的困难。中国的临时演员以及辅助人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甚至于每一个“是”或“不”都必须经过翻译。另外，为了在中国获得拍摄许可，制片人曾经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并且也多次修改了剧本。

因此，影片的首映期错过了预定的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目前确定的公映时间是2008、09年的冬天。其后，影片将在德国电视二台播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