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图雅的婚事》: 女主演余男

     我参加过很多电影节，但是在柏林最舒服，并不单单因为柏林给了我奖。柏林是个容易相处的城市，有一点像北京，有它的朴素之处，人与人相处有可以把握的东西。我跟德国人交往，有比较踏实的感觉，我们之间没参杂工作或友情之外的东西。在工作上，我的德国同事们能既把握全局，同时保证局部的细腻、严密，好像由此也建立了复杂的思想，能驾驭这个充满细节的整体。我喜爱的德国足球也传达了这种特殊精神。德国运动员强调整体配合，非常严密，富于激情，但是并不情绪化，硬打硬拼，直到比赛的最后一秒。或许正是出于同样的精神，德国人才能创造出如此完美的哲学、音乐和机械。
     谈起德国导演对我的影响，说来话长。早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看了法斯宾德的电影，受到很强的冲击。他的电影中有直面问题的勇气，毫不躲藏，一层层地剥离人性，几乎让观众心跳到战栗，到打晃。
     今年（2007）的柏林电影节上，我见到了好些自己敬仰的导演，他们仿佛从历史中跳了出来，不仅同我交谈，还会谈论起我的电影，仿佛幻觉一般。
     柏林电影节期间，余男（《图雅的婚事》女主演）在餐桌上遇到一位德国老头儿，他说他是导演，余男听不懂他说他拍过的电影名，于是他作出打鼓的姿势，余男知道是《铁皮鼓》，非常兴奋地告诉他我们有多么爱他的电影。施伦多夫的电影表达了自己独特的气质和态度，《铁皮鼓》中，他用那样超现实的方式，把现实表达得更为现实。
     今年我也遇到了文德斯，他的身材高大，像只大棕熊，眼睛则极其清澈，如同温柔的女人或是孩童一般。文德斯的电影最让我感叹，尤其是当中流露出的对人的情感，他的电影中有非常柔和的东西，和他的人一样。而我所理解的艺术无非就是悲悯和柔和之心。

     我喜欢有弱点的人——德国摄影师Lutz
     《图雅的婚事》的摄影师Lutz Reitemeier是德国人，他是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在欧洲他干其他的行当挣钱，攒点儿积蓄，以便无牵挂地干艺术，比如到中国拍低成本电影。在国内，如果小部分电影胶片出了类似划痕的问题，我们会认为这属于正常的误差，不会太追究。Lutz就不同，他不能接受原因不明的瑕疵，他一定要联系胶片厂、洗印厂、检查摄影机，查出结症所在。有一次凌晨二点，Lutz兴冲冲地敲我的窗户，说：“王，查出来了，问题出在洗印厂！”就因为他的投入，才会在电影杀青的时候怅然若失，Lutz那时对我说：“王，电影拍完了，你们都各自回家了，我怎么办呢？”Lutz平时随和，一次我见他在酒吧里遇到一个中国小伙子，Lutz对他怒目而视。原来他抢走了他的女朋友，Lutz问那个小伙子：“你能对她负责吗？”那个小伙子彬彬有礼，对答得体，相比之下，Lutz则显得言辞激烈，近乎天真、失态。而我恰恰被他的激烈打动，我喜欢有弱点的人，他们大多有丰富的情感，而且不那么包裹自己。

     回到电影本身
     得到金熊奖的一刻，我有一种超越了虚荣的兴奋感，内心有很明亮的东西，对前景充满期待。好像一条路为你打开，变得可实现了。可就算得奖的电影，国内票房也不理想。其实构成票房好坏的要素很复杂，不是一两个力量可以左右的。但是我相信复杂中有很单纯的东西。电影需要空间，需要推广。我作为一个导演，能做的只是拍电影，只要还能运转，就继续拍，一辈子拍出五六部出色的电影就够了。环境该成熟的时候就会成熟。
     这个时代给予电影的礼遇已经很多，我能拍摄自己喜爱的东西，已经很幸运。现在拍电影的环境挺好的，伟大的多得多的作品就摆在我们眼前，它们曾经遭遇的困难更为艰巨。遭遇困难是艺术的常态。困惑即动力，困惑也是我拍摄电影的动力。《图雅的婚事》剪接完时，我的困惑依然未解。如果让我说我从中明白了什么，那就是爱情。图雅如此深刻地爱着他的丈夫，她不能说出她的爱，这种力量感只能在坚忍中表现出来。

     有的人挣扎在体制和非体制、个人和群体之间，我们其实都很难背离我们的教育背景。局限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从小受的是革命教育，什么是革命教育？无非就是利益教育，习惯喜欢某一群人，革命说到底就是夺取权力，革命的核心就是伤害，没有幸免者。这些不是我的思维方式。
     拍电影，觉得茫然，可能问题不在于什么高深的道理，而是在于常识。有人问黑泽明，什么样的电影是好电影，他说“有趣、好懂的电影”，这是一个成年人才会说出的定义。不怕人不聪明，怕的是在很多事情上太聪明，但是在常识性的问题上犯糊涂。我常常跟自己说，回到电影里来吧。历史不是堆砌一两块积木，然后再推掉，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搞电影的人大都会说自己爱电影，但是扪心自问，我们有时会尴尬地发现很多其他的杂质。真正回到电影，一切都清清楚楚，你是几斤几两，自己会特别清楚。有时是我们不想面对，回到很科学的标准，让我们感到太痛苦、太艰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