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与艺术

     星星事件：艺术还是政治？

     今年53岁的朱金石在德国生活了近20年，现已回到故里北京定居。他的身份依然携带一个定语：旅德艺术家，似乎久居异乡带来删减不掉的特性。我问他，德国给了他什么？他说：艺术语言和直观。如今看来两个想当然的要素，曾给86年初到德国的朱金石带来了震惊，其中兼有伤害和启示。
     出国前，朱金石曾是“星星画派”的成员。文革后，它与同样有“伤痕”意味的朦胧诗是中国新艺术萌芽的象征。1979年9月27日，一些没有受过正规艺术训练的年轻人，把作品摆在中国美术馆外东侧街头，取名“星星画展”，他们打出口号：“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由于第二天画展被民警清场，“星星”成员在十一国庆节组织抗议游行，从西单“民主墙”步行至北京市政府，要求“政治民主、艺术自由”。“星星画展”可以说是文革后第一场大规模“政治的行为艺术”。如今，“星星”成员大多成了职业艺术家和文化名流。除了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的栗宪庭留守北京，其他大部分人纷纷出国：艾未未、严历、阿城、黄锐、马德升等，也包括朱金石。
     与主流社会现实主义不同，“星星”成员画抽象画。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式主义是先锋艺术的代名词，尽管那时的抽象和形式还很单薄，有仿造西方之嫌。毕竟“为艺术而艺术”是政治态度，你不写实、搞形式，起码“分不出敌友”，“态度暧昧”，就是反抗意识形态。

     旅居还是流亡？

     朱金石发现，在欧洲，你是否画、如何画抽象画，早已不构成困扰艺术家的问题。海外给中国艺术家心照不宣地提供了两种可能：流亡艺术和文化差异。它们都与身份有着微妙的联系：前者是与中国专制政治的不认同，后者则是与中华文化的认同。在朱金石眼中，政治对抗无法给艺术提供直接的动力，他更大的野心来自艺术上自足的位置。渐渐地，最初有些不知所措的朱金石明确了自己的愿望：把握西方现代艺术语言，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

幻灯演示

     他的愿望与时机相契。艺术也有话语权力的交替，也有范式转换，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关注是欧洲中心主义自我反思的产物，代替了兴盛一时的极简主义与物派。带着友善和质疑，“先见”和“偏见”，西方人期待他们所愿意期待、所能够期待的东西。中国受到的误读让朱金石吃惊，尽管误读中不乏善意。东、西方艺术有不同的“不可言传”、“潜移默化”，需要不同的敏锐与上下文，而它们常常不是“无从说起”、就是被错置。

     谁在搞艺术？

     现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正在被经济交流迅速钙化，朱金石说“随着90年代的过去，中国的海外艺术结束了”。这也许是许多艺术家竞相回国的原因。如今，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市场上奇货可居，国内画廊数量激增，艺术家可以在多个画廊展出。而在艺术市场成熟的欧美，很多艺术家没有如此多的机会自由展出。尽管如此，90年代后艺术家个人的魅力日渐式微。艺术成为策展人、博物馆、批评家、收藏家、画廊和艺术家共谋的事件。市场也在渐渐销蚀大部分艺术家的个人性，策展人的主动性已经超过了艺术家。目睹艺术市场的炒作，朱金石放言：大部分中国当代艺术品以后会贬值。

     破门而出

     当代艺术是个流动的系统，艺术家不断寻找缝隙、寻找新的窄门，突围。朱金石在几个作品中采用过宣纸，除了质感独特，宣纸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天然的瓜葛，所以有语言和感官上的绝对优势。但是对东方资源的放大，使得国粹已经变成了陈式、老调、缀饰。如今的寻找越发复杂、微妙。曾经的受益，无法受用终生，时过境迁；曾经的问题不再是问题；找寻到的确凿也成为重负。不管在艺术圈混了多少年，你都要和所有年轻的艺术家一样，一边探触、一边碰壁。谁能找到缝隙，破坏系统，系统就为谁敞开。你若服帖于它，你就在系统中烂掉。新生艺术家年轻，有活力、敏锐，无知无畏间却可能石破惊天。艺术界如今当家的这些艺术家当年不也是懵懵懂懂，就取代了前辈？
     2006年底，朱金石和另一位留德艺术家谭平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合办画展：《废墟》，共展出16件大幅抽象画。朱金石的抽象画“醉翁之意不在酒”，用反抽象的方式画抽象画。被观看的完成品不是全部作品，绘画不是全部目的，作品集合了绘画与非绘画的元素。为什么画？放在哪儿？如何放？谁？如何观看？由于《废墟》作品尺寸太大，不得不把美术馆的门先拆下来。由于无法进入，所以才能“破门而入”、“破门而出”。当然，朱金石的作品并非只有些观念。它们带有绘画性，过程性。他的颜料不是画上去的，而是用铲子和工人般的动作堆积上去的，成为三维的物块，而不再是线条或色块。每件作品在朱金石眼中都有太多难以察觉的细节，记录了从生到灭与周边发生的所有联系，有时，它改变了某种关系；有时，它改变了人对某种关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