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同行

      蓝冰可与来自北京的同学董灏熟悉起来，是在纽约读大学期间。当时她并没有太多考虑他的国籍。“没错，他是从中国来的，但是我觉得 —— 至少是下意识地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反过来的情况也差不多，董灏对德国也是知之甚少。
     来纽约之前，冰可在英国和荷兰生活过。中国呢？“我当然去过纽约的唐人街，觉得中餐很有意思。对中国萌生兴趣，则是与中国同学聊天以后。”董灏和大多数中国人不同，没有因为身在美国，就化身成彼得或豪沃德。他的“个性”吸引了冰可。
     在那个多种族的“大苹果”里(“大苹果”既“Big Apple’是对纽约的另一个叫法)，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个体文化鲜亮的原色就弱化成背景色了。

     从纽约到北京

     2001年，两个人在纽约都找到了一份建筑师的好工作，过得很不错。这时，冰可却由于签证的原因，必须离开美国。两个人想在一起生活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他们突然面临一个抉择：在哪儿生活？
     当时在德国，建筑师们正面临着就业危机，北京则是刚刚获得了2008奥运会的举办权…… 最后，他们做出回董灏家乡的决定，这个抉择不容易，但挺合乎逻辑。 2001年9月，冰可第一次同董灏来到北京。这次旅行对于两人来说都是一次“文化冲击”。董灏有四年没回国了，他的父母搬了家，和冰可出发前，他甚至无法告诉她，他们在北京这两周会住在哪里。冰可对于北京的第一印象比较复杂：“我感觉这个城市很大，但不像纽约那么紧凑，我有点找不着方向。纽约要更美一些，虽然城市规模很大，但多元化的结构使其更具人性化色彩。不过我们去郊游，玩得也很愉快。”董灏的父母以前去纽约探亲时，就已经认识了董灏的这个冰可“同学”，为了让冰可在北京过得舒适，他们给她准备了速溶咖啡和月饼，除此以外，他们并不太怎么打扰她，而是把主要心思放在儿子身上。“和他家里人其实相处得很正常，主要是北京这座城市让我有些晕头转向。”
     冰可的父母得知自己的女儿有个中国男友时，起初有些担忧，“因为文化差异太大。”在董灏拜访了他们第一次以后，这种顾虑很快就消解了。2002年，两人在纽约，在所谓的 “中立的土地”上结了婚。这年秋天，冰可拿到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北京地区的奖学金，这让她顺利地步入了职业生涯。

     同生活 同奋斗

     现在，冰可和董灏已经在中国的首都共同生活了五年。2007年初，他们搬进市中心胡同深处的一座厂房的顶层。这里既是住房，也是办公室，他们自己把它设计成现代的Loft风格。董灏看上去很年轻，是一个十分放松的人，他做市场营销工作，冰可搞自己的专业——策划和设计。冰可虽然现在也会说中文，但主要在工作时用，两人之间还是和从前一样，用英文交流。
     董灏每2、3周去看一次自己的父母，冰可则去得比较少。“过去这四年，他们主要给我姐姐照看孩子，给我们俩的时间就少一些，”董灏向我解释。
     “年龄越大，公公婆婆对我们的要求也就越多”，冰可插言。“可能也是因为我现在能听懂更多了。我刚刚还特别生气，因为我们安排董灏的父母去德国旅游，打算让他们先在我父母那里住三天，然后随一个中国旅行团出去玩。但他们不满意这个计划，想让我们全程陪同，我不愿意，最后他们就把整个旅行计划取消了，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已经做的那些准备工作。我其实特别希望他们能去认识我的家乡，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另外，我想赶紧了结他们去德国的这件事，否则，等我们明年有了孩子，就更难去给他们安排了。”
     
     “我在这里有了很多积极的变化。”

     问到他和冰可之间的文化差异时，董灏说：“因为我对德国人了解不多，所以我只能假设说我们之间的有些区别是基于文化背景不同。人们常说的一些关于德国人的老话还是符合的：冰可很可靠，凡事要求精确，没有中国人那么随性。她问我几点的时侯，如果是18：23或18：38，我都会说7点半，她就觉得这个回答很不准确。有的时候，我们花在计划上的时间比花在做事情本身的时间还要多。”虽然这话是句笑话，但冰可还是翻了翻眼睛。
     谈到自己和在中国的这些年，冰可说：“我在这里有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以前，所有事情都必须按照我的想法来，特别是街上肆无忌惮的交通车辆常常让我大为光火。但是现在我学会不那么较真儿了，也学会了接受突然的变化，对自己也不那么苛求了。” 董灏很乐意看到冰可的这些变化，他觉得，德国人总是用条条框框和自我要求来约束自己，把自己限制的太死。
     董灏是绝对喜欢在一个热闹的大城市生活。太安静、太整齐，太清洁的环境他不喜欢，所以他不会考虑在德国生活，更别说还有语言上的障碍。“他这几年也有变化。他很容易就能和人建立起联系，而且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不停地在打电话。这样虽然有利于社交，但常常也让自己不得安宁。”董灏补充说：“打手机确实是这里的一个现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中国一样，你随时都可以被找到，而且也希望能随时找到别人。” 在这里，生意往来和私人生活的混杂程度，远远超过德国。
     多年的国外生活，使冰可与德国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不理解那里人的那些问题。在我看来他们的问题不是问题。还有他们的那种特别突出的安全意识，我完全不能理解。我其实已经不能想象重新在德国生活了。今后几年我们还是会在北京，我们在这里已经打下了基础，而且现在我们的公司有很多事情要做。”看来，两个人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正是他们想要的安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