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

     AP： 您好，王佳纳女士。 您导演过许多话剧作品， 戏曲作品和音乐剧。 现在您在广州第一次导演一部德国音乐剧。 您怎么会想起导演＂地铁一号线＂的呢?
     王佳纳: 上演这部作品是持续多年的“德中同行”活动的一部分。 举行如此规模的活动，当然也需要艺术范围的各种交流形式。 我们一直在寻找一部德国作品， 一部符合中国和“城市化”中心议题的作品。

     AP：音乐剧“地铁一号”是由柏林著名的格里普斯剧院（Grips）在１９８６年首演。剧情是围绕一位名叫桑妮的女孩第一次来到大城市柏林展开的。来到柏林的她一开始感到十分惊恐，因为她被流浪者和贩毒人所包围，并感受到大城市的冷漠和各种社会问题。这部反映八十年代柏林生活的音乐剧是否适合拥有一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广州？
     王佳纳：这部音乐剧不仅适合广州，而且反映了一个国际问题。每一个国家都有酗酒的人和吸食毒品的人，所以我并不想把这部作品定格在广州，而是要表现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这部作品也表现了希望和人性的力量。剧终，所有的人都聚会在一起，并克服了他们之间的冲突。

     AP：您是否也导演过类似题材的中国作品？
     王佳纳：是的。我曾经导演过两部表现社会问题的作品。一部是表现妇女的作品，这些妇女在１９４９年解放后陷入困境，他们的丈夫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经商，从而使家庭和妻子们都遇到困难。在“西关女人”一剧中，我充分表现了社会问题。另一部作品是“我是太阳”。这部作品描写了一群年轻人在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后一开始无法找到自己的生活道路。有些人开始酗酒或走上犯罪的道路。我是２０００年导的“西关女人”，这部作品在广州和北京都获得了强烈的反响。


     AP：“地铁一号线”表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大城市和小地方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剧中发生了猛烈的冲撞。您现在在广州导演这部作品，从时间上来看，这部作品是否符合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 王佳纳：对广州来说，这部作品来得正是时候。我想，年轻人肯定会产生共鸣。我们的一些年轻演员看了剧本后就说，我完全能理解剧本的内涵。 记者：剧本中是否有您感到陌生的场景？
     王佳纳：没有。没有让我感到陌生的地方。只有那场描写柏林寡妇的戏不适合我们。翻译李健鸣重写了一场戏，内容是德国旅游者同中国人在一个洗足浴的地方大谈股票。

     AP：在音乐剧中，许多场景是发生在“Kreuzberg”，这是柏林的一个城区，这一城区因为众多的社会问题而出名。如何可以把这么一个地点搬到类似的中国地方呢？
     王佳纳：这部音乐剧不是发生在中国的某一个具体的地点。我并不想让观众以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住的街上。所以我们用的都是在中国非常普遍的地名，例如“锣鼓巷”，“筷子巷”。这些街名在每个城市都有。

     AP：“地铁一号线”是一部音乐剧，也就是说，故事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音乐来传递的。这部作品的历史已经有二十年了。依您所见，中国的年轻一代会喜欢这些曲子吗？
     王佳纳：这些曲子确实是二十年前创作的，但我的印象是，这些曲子一定会受欢迎。我们在排练时，就已经发现，我们的歌手和演员非常喜欢这些曲子。尽管他们感觉到，德国的曲子同美国歌曲确有不同，但恰恰是这点让他们感到兴奋。当然学会演唱这些歌曲很不容易，因为他们要用中文唱，而且歌词要同曲调配合好。

     AP：这部音乐剧的作者福尔克∙路德维希（Volker Ludwig）用了许多间离效果，目的是让观众同剧情保持距离。　您也会使用间离效果吗？或您会不会使用典型的中国表演元素？
     王佳纳：我们当然看过格里普斯剧院的录像带，也发现有一些区别。例如，在柏林这个剧是在一个小剧场演的，一个演员要演几个角色。而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大的舞台，每个角色都由不同的演员来演。棒比这个角色或逃学的女孩会表演“功夫”。我们是要让中国的观众接受这部作品，所以我们虽然也用小乐队，但间离的手法不会很多。我们会在天幕上打录象画面。现在的观众更喜欢视觉效果。例如，如果地铁到站，我们会在天幕上显示。

     AP：剧中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如流浪者、拉皮条的、吵架的夫妇、父母和失去生活方向的年轻人。您会保留这些人物，还是会改变一些人物？
     王佳纳：我要保留这些奇怪的人物。我想，德国的流浪者和中国的流浪者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唯一的区别是肤色不同。

     记者: 王佳纳女士，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祝您的项目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