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

     2008年8月16日，黑森州广播电台演播厅以“年轻中国”(Young China)为主题举办了长达9小时的马拉松音乐会，向听众们介绍了来自中国的音乐。演奏的作品分别由以下作曲家创作：正在德国攻读作曲专业的刘欢、谢鑫和杨琳，在北京深造的毕健博、程慧惠、温展力和宋恩恩，还有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霍霏霏，四川音乐学院的刘奇琦和广州音乐学院的邵丽棠。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年龄均未超过30岁，他们从中国最重要的几所音乐学院所推荐的众多人选中脱颖而出。另外，该项目的筹办者计划于2008年12月将该场音乐会带到中国的一些地方进行演出。
     西门子艺术项目部的音乐项目负责人延斯•科尔丁（Jens Cording）和黑森州广播电台新音乐节目的音乐编辑施特凡•弗利克（Stefan Fricke），共同负责策划了 这一项目。

     您们怎么想到了为中国青年作曲家举办音乐会？
     科尔丁：一天晚上，我和施特凡一起聊天时发现，我们最近在中国经历了很多事情，他在上海，我主要在北京。但是，我们却无论如何无法把自己了解和经历的东西，比如我们对中国作曲界的了解，传达给生活在德国的人。然后，我们就产生了把中国的青年作曲家介绍到德国的想法。因为德国一如既往地只演奏上一代作曲家的作品，很少演奏年轻一代创作的音乐。 
     弗利克：西方只关注世界的工厂，对于中国的关注主要是在制造业方面，而很少关注中国的文化。我们也想过怎样把焦点对准中国文化，特别是它的新生力量，以便为信息交流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您们希望通过这场音乐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科尔丁：2005年，当西门子艺术项目部在中国展开工作时，我就计划创建一个演奏当代音乐的乐团。而在进行初步的调查时，我却发现在中国根本找不到相应的专业演奏人员，中国根本就没有类似三重奏、弦乐四重奏或者五重奏的室内乐。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在其整个学习过程中仅有一个课时的时间用来了解室内乐，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想让那里的人意识到室内乐为什么重要。我们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歌德学院和恩斯特•冯•西门子音乐基金会共同开设了室内乐艺术家培训班。尚在开班之前，为了报名参加学习就有大约100个乐团组建了起来。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成功。组织室内乐系列活动、开办作曲课程，一切都对准了这个目标：有朝一日能够在北京演出当代室内乐作品。“年轻中国”项目就是向这个目标迈进的第一个里程碑！ 
     弗利克：尽管中国与德国的交往已有悠久的传统，但是，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很少。上海音乐学院建于1927年，属于全亚洲历史最悠久的音乐院校之一。它是由一位曾经留学汉堡音乐学院的中国作曲家回上海后依据自己的经验创办的。随后一段将中德两国联系起来的历史有些令人伤感：纳粹分子曾经将重要的作曲家驱逐出德国，他们中的一些人移民到了上海，并在那里的音乐学院执教。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这些是我们能搜集到的所有历史渊源，它们不光推动了这个项目，而且其意义还超出了音乐会本身。也许德国的音乐学家和记者会因此产生去中国探究这段历史的兴趣！



     您们怎样选中了这些作曲家？
     弗利克：一个策划人可以在许多事情上自行其是：我自己进行挑选，我自己决定一切；我自己找朋友，听取他们的建议。不过，我们试图让这一过程做到民主化，并且也兼顾到中国特色。一个重要的标准是：所有作曲家的年龄都必须低于30岁，在22至28岁之间。我们也请各所音乐学院的院长帮我们预先筛选出作曲家。我们还成立了一个由熟知当代中国音乐界的人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作曲家、指挥家兼文化经理人彼得•鲁茨卡（Peter Ruzicka），作曲家约翰内斯•舍尔霍恩（Johannes Schöllhorn）和指挥家吕迪格尔•博恩（Rüdiger Bohn）。接着，我们又与以下乐团取得了联系：柏林声纳四重奏乐团、柏林新音乐室内乐团和德累斯顿勇气乐团，我们必须落实它们是否能够并且愿意参加音乐会的演出。 

     1978至1983年的作曲班造就了一批如谭盾、刘索拉和郭文景这样的享誉国际的作曲家。文革时期的经历、传统的制约和与传统的决裂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而年轻一代的作曲家又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呢？
     科尔丁：就我的观察而言，如今在作曲方面存在着很大的自由和多样性。曾经有一段时间里，中国音乐充满了叙述元素。也就是说，乐曲的背后常常有一个故事，作曲家的作用是将其形象化地表述出来。如今，许多年轻的作曲家在创作绝对音乐，但同时仍旧保留了形象生动这一特点。然而，德国的作曲家却常常抛弃这个特点。 
     弗利克：同时，作曲家的作品也充满极大的多变性。谭盾不仅是一个对中国、同时也是对西方具有重要意义的作曲家。他的作曲风格呈现出难以想象的多变性。有时候，他可以表现出极强的实验性，比如对水进行拍打、敲击和搅拌；有时他也为电影谱曲，比如电影《卧虎藏龙》的音乐为他赢得了奥斯卡奖。青年作曲家们汲取着上一代人留下的这些营养，尝试着各种各样的“方言”，也同时寻找着自己的语言。他们回归到古代的中国，寻求用全新的音调组合展现自己。与西方作曲家不同的是，经济利益始终吸引着他们的一部分注意力——为了挣到钱，他们也会创作实用性的音乐。

     您们对中国的音乐专业、特别是作曲专业的教育印象如何？
     弗利克：我从学生们的身上感受到了不可思议的求知欲，这种求知欲非常强烈，几乎难以满足！他们的教育过程中还缺少的是：事半功倍的短期课程，即：把西方重要的作曲家邀请到中国进行两、三个月的教学，在音乐学院设立一种客座教授的职位，以便中国作曲系的学生们接触到完全不同的美学观念。同时，这样的做法不应只局限于北京、上海，而是应该推广到武汉或者天津。那里的信息还很不足。这样小规模的项目花费的资金并不多，但是却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科尔丁：许多青年作曲家受到的影响来自于其所在地的图书馆的现有馆藏。因此，图书馆馆藏丰富与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相应设施很不错，然而，地方上的配备则常常不足。这需要出版社、赞助者和教育机构的共同协作，另外还必须建立起音像资料库。而艺术家的互访和资料交流也必须列入日常的程序中。

     长达9个小时的马拉松音乐会听起来就很激动人心。您们对音乐会的节目作了怎样的安排？  
     科尔丁：整个节目由4场音乐会组成，每场音乐会中间各有一个间隙，也就是说总共分成8个部分。第一场音乐会在下午举行，由较小型的乐团演奏作品；第二场全部是四重奏音乐会，由柏林声纳四重奏乐团演出；第三场的表演者是柏林新音乐室内乐团；最后登台的是德累斯顿勇气乐团。为了呈献一台多姿多彩的音乐会，我们试图设置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结构。每位作曲家都有两部作品参加演出。但是，这两部作品并不以先后顺序出场，而是与其它的乐曲交替出现在一天的演出中。另外，我们请每一位作曲家选出了一首对他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诗歌，并让他们亲自朗诵。即使有些作品听起来与西方风格相近，但是，听众仍旧可以仅仅通过语言本身获得一个中国印象。

     我在此提一个有欠公允的问题：您们格外期待的是哪一部作品？
     科尔丁和弗利克（面含微笑地讨论了一会儿，最后达成了一致）：音乐会晚上的最后一首乐曲！凭借丰富的器乐音色及其纵横交错的排列组合，这支曲子会成为整个演出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