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语言

2007年9月初张悦然和尤迪特•海尔曼在北京书展“蓝色沙发”上进行对话

张悦然，中国年轻女作家。最新的长篇《誓鸟》取自神话“精卫填海”。 尤迪特•海尔曼，德国著名女作家，著有《夏屋，以后》(1998)和《除了幽灵，别无它物》(2002)

女性文学

张悦然：“女性文学”是女性写的文学。我对这个标签不特别敏感，它不具备特别的标识含义。我觉得女作家可能比男作家更了解女性的心理。

海尔曼：我认为“女性文学”是有关女性问题的文学，也包括男性写的。

因孤独开始的写作

张悦然：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并不是从14岁发表作品开始的，而是19岁到新加坡，换了环境，我发现我和周围的人没有话说，那时候的孤独让我开始了写作。

海尔曼：我们的情况相似。25岁时，我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到了纽约。本以为自己会一去不回头，结果感觉特别想家。我就开始写作，记录自己的见闻。我觉得记录本身是一种排遣，写作成了我在异乡生活的发动机。我给家人朋友写信，所记录的多是图像般的东西。举个例子，上班途中我要经过一个古老的十字路口，每天都站着一个年轻的印度人在那里发纸条。上面写着他叫什么名字，希望找到朋友。我很想知道，有没有人给他打过电话。

张悦然：特别孤独的那个时期，我写下的更多是往事。记忆力变得特别的好，之前生活的画面特别清晰。

海尔曼：我也想很多过去的事情，甚至会梦到过去的事情。不过，更多是与过去的一种告别。我觉得我在纽约的这一年是人生的转折点。我觉得写作是关于未来的，我本人都不太清楚什么时候有愿望写作。所以我特别奇怪，有些作家知道自己十年以后会写什么东西。

当酒吧招待

张悦然：我自己已经过了对写作最初的热情期和莽撞期，当时我想要把一生都献给文学。但是我现在明白，就算你想把一生献给文学，文学也还不一定要你。因为每个人相对文学来说太渺小了，文学总会把每个人的精华吸收到它的长河中。如果我写不下去了，我想去当个咖啡馆或酒吧的招待，每天都可以和陌生人打交道，可近可远。

海尔曼：我曾经做过十年的服务生，在三个酒吧工作过，供自己读书。这个工作可以了解人，听他们的故事。所以我对这个行业充满了尊敬。每天你能遭遇形形色色的人，有人坐在那里表现出不想和你说话，也有的人恨不得把自己一辈子讲给你听，也有常来喝酒的客人，可以不用语言就和你交流。在那个酒吧里，我曾经恋爱过很多次。

写作与想象力

张悦然：我觉得作品中需要有想象力。我是在生活中的人，没有办法直接记录或者演绎那个故事，它们会在我的脑子里变成另外的事件，所以我的经历总要经过想象。

海尔曼：这点确实是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不太依赖于想象力，而是更注重我所经历过或者是听过的事情。有时候我甚至害怕自己的想象力，会有意识地来箝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