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李杨，导演，1959年生于西安的一个演员之家。1987年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慕尼黑学习。1992年被科隆媒体艺术学院导演系录取。其首部执导的电影《盲井》获得了2003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2007年间，李杨最新的作品《盲山》曾经入选包括戛纳电影节在内的多个电影节，并且夺得了斯洛伐克第九届布拉迪斯拉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盲山》也同时在中国国内的电影院公映。李杨在德国生活的时间累计长达14年之久。

     柏林，慕尼黑，科隆
     我因为对国内的大学教育不是特别满意，所以于1987年离开了中国。在此之前，为了让工作单位批准我上大学，我曾经等待了三年的时间。那三年里，我上了一所夜大。当我终于被允许读大学时，我基本已经学完了所有的相关课程。因此，大学里的学习对我不再具有吸引力。不过，我仍然渴望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我为什么选择了去德国留学？当然首先是因为我非常喜欢法斯宾德、维姆•文德斯这些德国导演的电影。另外的一个原因是，我当时的女朋友想去德国读书。起初，我在柏林自由大学听了不同专业的讲座，也上了不同专业的课程。柏林墙倒塌前的西柏林因为一直是左派的大本营，所以为外国人提供了一个格外良好的环境。而且，当时挣钱的压力也不是很大。
     柏林墙倒塌后，我觉得这座城市变得相当危险了。因为，当时有很多的新纳粹从东边来到西柏林，他们专找外国人的麻烦。而我又不是那种遇到事情一言不发、忍气吞声的人。所以，我担心总有一天会和他们发生更严重的冲突。于是，1990年时我去了慕尼黑。
     我在慕尼黑大学的戏剧艺术系学习了两年。其间，也给德国电视二台拍了一部有关摩梭人生活的纪录片。凭借这部作品我被科隆媒体艺术学院录取了。我认为这所学院是德国最好的影视高校。因为，它刚成立不久，它的师资人员、教学方法和拥有的理念都非常开放、现代。我的硕士毕业作品是一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德国电视台在1995年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播出了这部影片。许多德国观众看过之后大感震惊，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

     回国时受到了文化冲击
     毕业之后的1996年，我回国找工作。可是，国内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以前的关系也失去了作用。另外，我也感觉到钱变得非常重要了。人们很看重你穿什么衣服，你是否有车。在我离开中国时，情形还不是这样的。在德国的时候，我也从没有过类此的感受。那里没有人在意谁是否穿着名牌衣服。刚回国时，我确确实实地经历了文化上的冲击！
     后来，听说在国内有人靠自己的力量拍摄低成本电影。我那时就想，这我同样做得到。我可以去德国工作几年，挣些钱，然后再回国，用节省下来的钱拍自己想拍的电影。后来，我也正是这样做的。我在德国干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当演员，做导游、为角色配音等等。我只给自己规划了三年的挣钱时间，然后以德国式的严谨按照计划一步步地做了下去。1999年，我再次回国。2000年时，我作为黄建新的副导演从头到尾地拍摄了一部完整的电影。这样做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在离开国内这么长时间之后，我必须重新积累经验，重新学习怎样在国内拍片，重新认识、了解中国文化。

     讲述来自社会底层的故事
     《盲井》讲述了两个矿工蓄意策划安全事故，以此骗取赔偿金的故事。我最初是通过报纸上的报道了解到这一事件的。后来我读了据此创作的小说，这个故事令我久久难以忘怀。在德国学习、生活的时间里，让我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看世界的角度。这种影响我认为不仅仅来自德国的、同时也来自欧洲的文化。在德国读书期间，我们学会了一定要用自己的作品提出批评，比如对社会提出批评。这是知识分子的任务。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一个很大区别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来依附于国家，所以，他们无法成为批评者。

李杨排《盲山》

     完成了《盲井》这部电影之后的三年中，我被禁止拍片。利用这段时间，我为《盲山》做了准备工作。影片描述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受骗被拐卖给一个山村的农民做妻子后，如何不顾一切地试图逃出那里的故事。这部电影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都广受好评。影片中的角色除去女主角全部由非专业人员扮演，他们都是在我们拍摄当地生活的农民。在这个村子里既有买来的老婆，也有自家的女孩被卖得不知去向的人家。他们觉得这些都很正常。
     这与中国的教育有关。中国的长期教育使得人变得不去更多地表达自己，没有自己独立的想法。而我在德国学到的第一课则是：表达自己。在大学上课时，大家总会说：“李杨不太爱说话。”我那时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应该讲些什么。在中国，始终由老师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与此相反，在德国，教授只讲20分钟，接着是集体讨论。最初，这种方式真把我搞糊涂了，因为我认为，其他的人同样也是学生，我可不是来跟他们学习的。因此，我甚至和一个教授发生过争执，我说：“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花了那么多的钱，是为了听您讲课的，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位教授只笑了笑，仿佛我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似的。

     走一条自己的路
     我觉得具备思考以及分析事物的能力是至关紧要的。许多人认为，我用《盲山》抨击了一个社会问题。其实，我歌颂了这个女孩子一种做人的精神。她一定要过一个有价值、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只过着吃饭、睡觉、生孩子的日子。
     在德国我认识到了活着与生活之间的区别。这是极为重要的。德国、在德国受到的教育及其文化都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精神上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