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和摄影

80年代的圆明园
     对于已步入理智之年的中国人，不少人对八十年代怀有乡愁般的感情。那时文革刚过去，人们探讨遗留的伤痕和罪责，真诚之余，也不乏闪躲和禁忌。改革开放让经过风波的人将信将疑，而没有多少历史负担的年轻人，则有了一定的空间，尝试别样的生活。
     八十年代中期，一些年轻人陆陆续续入住圆明园的福缘门西村和北京大学附近的挂甲屯一带。他们大都是搞艺术的，方力钧、栗宪庭、王音、田彬（师若）等人开始在这里租房，最初的想法很简单，无非是找个便宜的、环境不错的地方呆着。圆明园的废墟处于北京城的西北边缘，本身就隐藏了中国通向现代的许多往事。当时，那一带既没有人声鼎沸的中关村科技园，也没有日日拥堵的四环、五环路，是地偏清静的学院区。附近的北大、清华为这些零落的艺术家、艺术爱好者不仅提供了饥渴求知的氛围，也提供食堂，澡堂，课堂……

幻灯演示

     他们大部分是60年代生人，来自全国各地。北京在他们眼中是“迷人的远方”，是自由艺术的“水泊梁山”。这些人中有艺术院校的毕业生，不服从国家分配，甘愿以“盲流”身份驻扎圆明园。由于“户口”管制相当严格，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合法居留权。这些最早的“北漂族”只能寄宿，或偷偷摸摸地租私人的房子，免不了搬来搬去。他们在杂乱的斗室听歌剧广播、崔健的摇滚，冬天点蜂窝煤，用室外的水龙头刷牙洗脸。找闲着的朋友当演员拍戏，床单剪个洞就能当戏服。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北京的贫富差距那时还不大，大家不论来历，经济上都差不多一样——捉襟见肘。不少人交房租都成问题，四处蹭饭吃。对于他们而言，艺术跟空气和水一样本质，绝对不会跟钞票联系到一起。踌躇满志和彷徨无措让他们猩猩相惜，相互照应。艺术上也没分什么三六九等，都是不名一文的小混混。他们连无所事事和清谈都带着激昂。经济拮据，但总少不了啤酒、廉价烟、友情和艺术。生活表面上没有根，却是确凿的，无畏的。
     有人说圆明园是中国自由艺术家或者职业艺术家开始的地方，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王音、师若、王庆松等艺术家就是在那里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栗宪庭是他们的核心人物，被称为“教父”，他的“政治波普”、“艳俗艺术”、“玩世现实主义”等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概括，也曾是理论引导和声援。
     随着时间推移，人越聚越多。有的人没有受过正规的艺术训练，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熏陶，日后开始艺术创作；有的人根本不搞艺术，不过在圆明园一带厮混，过形式上波希米亚的生活，呼吸自由的空气，毫无畏惧。在一个极端抹煞个性的大环境下，这些游手好闲者，我行我素，过着物质上朝不保夕的生活。吴文光的《流浪北京》（1990）和胡杰的《圆明园的艺术家们》（1995）记录了部分生活状态。掂量圆明园的时光，不论西村、东村，生活本身构成了艺术。从另一个角度说，那是具体环境下具体而单纯的生存。那个时代把他们映衬得既颓靡，又卓尔不群。逃离正常家庭、事业等世俗生活本身，成为带有政治意味的行动。那时，就连抽象画、行为艺术、“为艺术而艺术”都带着浓重的反意识形态特点。
     如今时过境迁，大部分人都回归了传统意义上的生活，他们或在艺术上功成名就，或改行，有做买卖，搞影视制作的，有出国或是嫁给老外的，也有的住进了安定医院（疯人院）……总之，很少有人和以前一样意气用事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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