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和设计

      今年8月15日至9月12日之间，以“社群”为主题的首届北京798双年展将在北京798艺术中心举行。参展作品来自中国、拉美、东南亚、纽约、欧洲——特别是德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克劳迪娅•科尔特（Claudia Kort）代表中德文化网采访了艺术家及德国展《插入/附件》的策划人马丁•韦默尔（Martin Wehmer）。

     科尔特 ：韦默尔先生，798艺术区已经举办过很多艺术节和双年展。北京双年展从2003年开始就将798列为附属展区；此外很多人也都熟悉798艺术节。那么请问这次的北京798双年展有什么特别之处？
     韦默尔 ：这次双年展的魅力在于它全新的策展方式：我们是通过人际网络的联系来实现联合策展，一共有六个不同的策展人。我们不像在博物馆里举办的双年展那样，有固定的预算和来自市政府的资助。相反我们是从下往上，从基层和“草根”层面出发来实现我们的展览：每一个策展人从他自己的国家带来包括资金方面的各项支持。相比之下，北京双年展则是一个由中国政府出资和监管，并在国家博物馆内举办的展览，在展品选择上于是乎也就反映出强烈的官方色彩。

     科尔特 ：您说的“我们”是指哪些人?
     韦默尔 ：首先是指主策展人：2002在纽约创建了“艺术家联盟”的美国人马克•洪格尔比勒（Marc Hungerbühler）和同样来自纽约的劳尔•扎穆迪奥（Rául Zamundio）。他们两人是这次双年展的统筹规划人，“社群”(Constellation Mind) 这个题目也是他们提出的。这个标题在英文中的原义是其他星球与地球的距离，引申开来，也可以指同样的事物因为观察者的距离和角度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状态。具体到我们的展览，我们想要捕捉的是双年展与中国艺术家以及中国画廊之间的互动关系。补充说一句，本次展览的主题定位源于马克•洪格尔比勒和朱其的一次谈话。

     科尔特 ：朱其是中方的策展人，您能否介绍一下他的背景？
     韦默尔 ：朱其先生是艺术评论家，同时也是《艺术地图》杂志的主编。本次双年展中他负责的是中国作品展区的策划和作品集的编撰。作品集将以《艺术地图》特刊的形式出版。此外， 798建设委员会在本次双年展的组织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各个画廊出租他们的场地，展览也根本不可能进行。

    
      科尔特 ：您是本次双年展德国抽象绘画展部分《插入/附件 》的策划人，并且自己也有一件作品参展。总体而言，您是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艺术家或艺术作品的？
     韦默尔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突出展品之间充满张力的联系，我不希望只是加法式地堆积作品。我想探讨的问题是当所有的作品挂在一起时会出现什么样的互动效果，以及德国展作为一个整体与整个双年展、与中国这个国家能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展览的英文标题也蕴涵了这个交互关联原则：Annex意为附上；Infix意为插入。合起来就意味着德国展附属并牵套入整个双年展的主题。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原则来选择参展的艺术家的。马丁•卡斯珀（Martin Kasper）的作品就非常传神地表现这一原则：他为这次双年展专门创作了一幅画作，以展览的举办场地圣之艺术空间为背景，再现了他曾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和巴黎卢浮宫所见的两幅画。这样他就在他自己的画作与其他的艺术作品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他自己的作品作为此次展览的一幅“附件”不仅“映射”出当前的场地，而且也“插入”了其它的两件艺术作品。因为画中画廊的后墙是一面镜子，所以艺术作品和整个空间不断以新的面貌被反观。卡斯珀视他的作品为一个自我指向系统，用于表现艺术中的艺术，绘画中的绘画。除此之外，他也非常注重作品完成的质量和感官表现力，这也是我很欣赏他的一点。

     科尔特 ：同一幅画完全可以兼容不同的阐释系统，或者说它与观众之间的交流完全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对您而言，还有完全不容阐释的作品吗？或者换言之——灵光功能(aura)在艺术中是否已经过时？
     韦默尔 ：对于西方来说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杰克森•帕罗克酒吧（来自弗莱堡的戏剧团体——编者按）曾就此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论点。我们本来也想邀请他们来北京参展，但他们因在威尼斯演出而无法成行。这个剧团曾经出版过一篇文章，里面罗列了关于他们的剧本99种不同的诠释可能，这篇文章也将被译成中文收录在展览目录中。文中谈到了奥若蒂克的盲目和个人主义艺术家的盲目，这也是一个在西方经常被讨论的观点。我现在不是说我们这里没有奥若蒂克艺术家，只是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展示艺术的多种可能性以及作品所表达的超出自身的东西。艺术家本人是次要的。我们也并非肩负传道使命，我们只是提出我们自己对现代绘画的阐释。我们的展品因此也明显地区别于中国艺术家那些极力表现个人的作品。

    
      科尔特 ：您觉得现代艺术在中国和在西方还有其他的不同吗？什么是中国有而西方没有，或者相反西方有而中国没有的东西？
     韦默尔 ：一个例子是对人体的态度。中国当代艺术中对人体的表现通常是与痛苦相连的。我猜测这里的个人主义和自我认定是与社会境况相联系的，并以人体为媒介表现出来。这在西方是一种几乎被唾弃的手法。我用在这里参展的抽象画家汉斯•乔治•道比利亚（Hans Georg Dobliar）和这种模式作对比。他在柏林的画廊与其他画廊一起合作，将他与20年代抽象主义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的作品收拢到一起展出。用意在于说明抽象艺术也包含着历史的追溯，无论是追溯到俄国、美国还是德国的艺术传统。这种艺术体系内部的关联在中国很少看到，这就是关键所在！

     科尔特 ：眼下抽象艺术的推广是不是变得比较艰难？全世界一下子都在吹捧新“莱比锡学派”的写实主义。相比之下，德国的抽象艺术和概念艺术就不那么流行。
     韦默尔 ：长期看来也许未必如此。近来我在德国的画廊里注意到这种流派渐渐获得赏识并越来越多地被展出。而且中国本身也有着历史悠久的抽象画传统！为什么那些以沃霍尔（Andy Warhol）、杰夫•昆恩斯（Jeff Koons）或者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为宗师的“新中国波普”艺术家而不能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现代抽象艺术呢？自去年以来，这里的艺术市场发生了大动荡，但其实这对艺术本身有益——它提醒人们作品的销售并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一种艺术语境的塑造。而且事实证明， 那些一直以来都积极反思的艺术家现在获得了较好的势头。这就已经很令人欣慰。

     科尔特 ：说到销售：您也准备在双年展期间举行论坛和研讨会。话题之一是探讨艺术市场的角色和作用，您能说说您具体的计划吗？
     韦默尔 ：严格地说，我们西方人对这个话题无法理解，因为对我们来说，艺术品在市场上出现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应对这里艺术的商品化趋势，或者因为总被问到诸如“你能给我说说下一个潮流是什么吗？”的问题而懊恼——因为一直购买艺术的毕竟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我们。

     科尔特 ：除了您和朱其之外，还有其他策展人吗？
     韦默尔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来自东南亚的女性项目，名为“过渡美学”，将在北京的东京艺术画廊举办，由纽约的亚历山德拉•勒文施泰因（Alexandra Loewenstein）和瑞•比肯黛尼（Jaishri Abichandani）策展。这个项目和另外一个东南亚的女性社团一起合作，据我所知这个社团由111名成员组成。这正是卢曼（Niklas Luhmann）所谓的网络套网络再套网络。另外还有一个来自拉丁美洲智利的项目，名为“发动、调入、退离”，由尼科亚和克图斯卡（Nicoy & Kaitiushka）夫妇策划。劳尔•扎穆迪奥的“坠入星球”是一个集装置、影像和媒体艺术为一身的作品。所有这些项目都有一个鲜明的立场——在我策划的德国展中尤其是思文•德吕尔（Sven Drühl）的作品。建筑师洪格尔比勒用新的形式把它在706画廊搭建起来，实现与中国艺术家作品的遥相呼应。

     科尔特 ：这届双年展已经计划了多久了？
     韦默尔 ：有一年了。在中国，人们常常在开展前两个月才开始计划。我想，我们在这一点上也可以学到点东西。如果很多事确实能像在中国这么快完成的话，那么我们在德国的运作体系就太缓慢了，在国际上就不具竞争力了！但在策划方面，中国人也可以向我们学习一些东西。歌德学院就正在做一个文化管理方面的培训项目。

     科尔特 ：对您来讲，展览如何算是成功呢？
     韦默尔 ：我希望所有参与其中的德国人，即从歌德学院、有关的公司到德国大使馆等各个机构都能谈到这个双年展，广为宣传这个双年展的理念。如果气氛能够起来，那就好了。就目前来讲，不同国家的艺术工作者聚集到北京，齐心协力为同一个项目而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当然，我对中国观众的反应也非常好奇。最后，双年展也是一个实验，测试我们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中到底有多少是可以被其他文化的人翻译和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