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是翻炒‘夹生饭’”——专访袁运生


袁运生,摄影:Bettina Reinisch
袁运生,1937年生于江苏,1962年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1979年为北京国际机场创作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因描绘三位沐浴的傣族女子而引发轰动。1982年至1996年在美国任访问学者并从事自由创作。1996年返回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现从事“普查、复制中国古代造像”工程,该工程旨在保护中国古代石刻,改造中国素描教学,使中国学生更好更直接地了解中国艺术文化。2008年11月,他接受采访谈中国艺术教育中中国传统的缺失。
问:当今中国美术院校的氛围与您过去有什么不同?
袁:现在倒是挺开放的。但是开放得没有根基,这样一来艺术的“经济价值”起得作用就比较大,比如卖画。还要追求“时髦”,艺术和“时髦”被混合在一块儿,这个现象也很自然,因为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上个世纪在“五•四”运动之后,当时鼓吹西方艺术进入中国的那些人,他们对中国社会了解也不多,尤其对中国艺术这部分也并不太有概念。只是觉得西方的东西做得很真实,非常像,所以就直接把这种思想落实到学校教育的改造中去,索性拿西方的雕塑来做教材。他们是当时的年轻人,这些先锋们当初也就30岁左右,而他们做的事却影响了整整100年中国艺术运动发展的状况。其实胡适之在1947年“重掌北大”的时候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提出重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张,但是很快中国就解放了,他也不能够有什么作为,这个想法也没法落实,他之后很快就离开大陆去了台湾。在革命的形势之下,后来的人也拿不出一个很清晰的思路来,更不用提艺术教育这一块了。中国的美术界也就等于总是在不停地翻炒“夹生饭”的情况下过了这100年。
问:在完成“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这幅机场壁画的时候,您也是一个年轻人。那么当时您所持的观点和对艺术的态度和现在相比是不是也有所不同了呢?
袁:那肯定是不同的。在1978年和1979年的时候我与他们年轻人现在的思路也是不一样的。我的老师董希文,他就很强调中国艺术和现代艺术中国化的过程比如油画的中国化,并且身体力行地作了许多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后来缺少了这样一些基础,这与苏联当时的影响关系很大。而苏联的一整套体系也是西方体系的一部分。解放后,则变成以革命的名义,用它的价值观来改造中国。所以中国几次大的变化都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多年来,我们缺乏整体的文化思考和清晰的文化意识。到了四九年以后一切都以 “革命”的名义处理,文化问题也不例外,“革命”两个字就代表一切,因此这些问题就不可能被思考,谈到教育体系,“中国的”这种意识就更显得无力,而轻飘飘了。
问:您回国以后有没有感觉到中国人有一种“崇洋媚外”的趋势?
袁: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一些人身上是不可避免的。你知道,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就意味着经济上获取利益的各种机会,许多人为了这个目的就可以采取各种手段:首先希望作品卖得出去,能变成钞票,同时又希望在外头有点名气。这一类的人会采取这种“崇洋媚外”的方法。
问:您现在的重心是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统文化与现代美术教育的承接上吗?
袁:我一直觉得我们过去的整个美术教育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古代文明在艺术上的了解太少,太局限,从而导致想要生发出现代中国艺术的格局很困难。很多人“崇洋”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看到的画册多数是西方的,而自己去考察的机会很少,也没多少兴趣——如果自己没有去过国内考察,是不会产生兴趣的。我回国以后差不多每年去一个省,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省基本上也都跑过了。中国古代艺术的考察工作很重要。否则不能说知道中国的过去。每个省要跑二、三十个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仔细去看看,拍很多资料,比较不同时期的变化。每次我都会带学生去,他们一开始不太理解,不知道去那些地方做什么。我告诉他们,你们现在不理解,过几年或许看法就会不同。只有真正去过了,并且作了一段时间研究之后,你才会发现这中国古代艺术文明里面的资源非常丰富。确实他们后来也都很感激我当初带他们去了那些地方。当一个人从小画西方雕刻长大,把其奉为经典,他往往就没有文化的意识,自然会产生这种观念。人自身未必想主观地走这条路,但影响已经形成了。中国地域如此辽阔,历史之悠久,文化成就之高,他们都不自觉。现在的美术教学却还停留在西方的19世纪,如此走了100年,实在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我们不能对学生有任何指责,是这个教学体制造成的结果。
问:对于现在已经思维西化的新一代,对传统文化毫无感觉的这一代人,您觉得能让他们改变吗?
袁:这是需要时间的。我们首先就没有给他们机会,他们自己又不会自觉去探寻,势必会导致这个结果。只有教学体制有了变化,从基础课的教学内容改起,所有的概念都需要重新整理,这是挺复杂的一件事。
问:您对现在被热捧的“先锋艺术”持什么态度?
袁:我根本不知道中国的“先锋艺术”是什么。我不大认同所谓的“先锋艺术”这个概念。首先“先锋艺术”这个词可能是翻译过来的,它的标准含混不清。在我看来,目前西方的艺术运动也不是很理想。这与他们自身的思想价值观可能也有关系,他们太强调“前进”、“进步”这种概念。就艺术而言他们的“创新”意识太强,把它放在第一位。而我相信在西方除了大喊口号的这些所谓的“前卫”的人以外,大多数喜欢艺术的人还是在实实在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不是所有人都被这股风潮刮在里头,他们跟这些时髦的口号没有关系。那些大喊口号的“前卫”人士都是浮在最表面上,而大部分人因为有自己的兴趣,仍旧沉下心在那里搞自己的艺术,未必会受他们多大的影响,也不会买帐。
问:那不应该创新吗?
袁:创新应该没有问题,就看你怎么创新了。它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标准。以我看,艺术的目的是表达,为此而需要创造,如此而已。观念有所变化很是自然的。是需要,而不是目的。
问:您认为中国艺术在西方的传播进程如何?
袁:这个还早的很。因为西方总是喜欢影响别人,他们很自信。如果中国对它偶尔也产生过影响的话,那都是属于个案,没有整体的意识。
袁先生,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采访/文:徐天琳
歌德学院实习生
版权:中德文化网
2008年12月
歌德学院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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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