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和设计

     马尔克•贝伦斯（Marc Behrens），1970年出生在德国达姆施达特，1991年后在法兰克福（美茵河畔）工作和生活。他是歌德学院的“消失的现场：青海特别项目”所邀请的两位德国艺术家之一。此次长途跋涉，只为一个目的：即实地创作广州三年展中将要展出的几项或多项艺术作品。中德文化网的编辑郑红就他在中国的经历访问了他。

     ZH：您为什么想要参加“消失的现场”这个项目？
     马尔克：我是受歌德学院邀请而来。多年前我申请参加“北京现场”这个项目未果，但似乎有人借这次申请认识了我，并把我推荐给了青海的项目。

     ZH：您当时得知自己要去青海后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马尔克：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很酷，我到的这个地方是迄今为止少有西方人进出的大西北。同时我又在想，这一定很艰难；我甚至从德国买了净化水质的药片带过来，因为一旦我在哪里耽搁走不了了，只能饮河水止渴。

     ZH：您是如何选择像玉树和同仁这样的旅行目的地的？
     马尔克：一方面我从因特网上进行了大量搜索，同时还读了很多旅行指南。旅行指南上关于青海的东西很少，因为仅有极少的外国游客会去那里。我曾经读到过玉树的跑马节和同仁的萨满节，而这两个节日恰好在我去青海旅行的日子当中举行。而且，同仁是藏族文化艺术的重要发祥地，那里有两座寺庙和一个教授唐卡绘画的藏族学校。我从来没见识过如此热闹的萨满艺术节，所以被它深深吸引了，我知道这可能关系到刺青文化，这一定会是一次深刻的体验。


     ZH：您之前了解青海么？
     马尔克：不了解，只知道西藏，我那时对青海一无所知。

     ZH：那对中国有了解吗？
     马尔克：那当然。德国所有的媒体都在谈中国，（笑）许多相关报道都有一种偏执狂式的影射口吻。因为欧洲人真的害怕中国。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控制着世界大局，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和经济发展。欧洲在20世纪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所谓稳定的状态，尽管受铁幕事件的影响有所动摇，但除了巴尔干的个别地区以外仍然保持相对稳定。但是中国国力如此雄厚，致使欧洲人害怕未来会被边缘化，害怕在国际事件中变得无足轻重。我个人认为，要想继续参与国际事件，欧洲人必须面对事实做出改变。可惜现在的欧洲主流舆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某种稳定，总体来看已经是理想的状态。即便存在许多小的问题，人们仍会认为这样的国家形式和经济模式是理所当然。如今国际格局中突然出现势头强劲的竞争者，人们便不能安心的坐视不理，而是要采取某些行动了。实际上我认为，欧洲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必须共同合作，这是不言自明的。

     ZH：您能不能向我们的读者简要介绍一下您在广州三年展上展出的作品？
     马尔克：青海目前正处于发展中阶段的中期。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尽管那里也有手机和电话，但仍然是中国30年前的样子。它与北京和其他城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那里有各种不同的少数民族：藏、回、土以及其他穆斯林民族。我想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聚焦这样一个正处于过渡阶段的地域，从它的复杂性中汲取灵感、最终完成艺术创作。九天中我一共拍摄了770张照片，当然删掉了其中一部分，但仍保存了600张左右，并从中挑选出6幅作为展览作品——这可是百分之一的精选率。
     我发现了各种有趣的东西。一是萨满的宗教仪式及其舞蹈，我在照片上也有所记录。我拍摄了很多同样姿势下各种不同的人，把他们的相片叠合在一起，产生了陌生化效果，时间感和人的个体性消失了。在宗教仪式过程中，鼓乐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也就是说，鼓的演奏在全场是尤为突出的。之后，我又在寺庙里时而听到鼓声，在同仁时我就买了那种铜盆和钟，甚至它们也出现在艺术品比如声音装置中。

 
     这种声音装置的产生是基于我长时间聆听鼓乐和其他打击声音后对许多乐音的接纳和吸收。它仅仅采用了其中的两个音。有一次我在青海穿越一个布满狭窄山谷的地区，左右连绵不绝的山岩常常有碎石滚落下来。用石头来做声音——2007年我已经在挪威做过，那时的灵感也是受山区地形的影响。这一次我拿石块互相击打，并让这种声音出现于声音装置中，以模拟山岩崩塌的声音。除此之外，我还自己制造了相对大型的鼓，鼓上都悬有扩音器，里面也会传出山岩滚落的声音。这种剧烈的声响通过扩音器的振动引起鼓膜振动。人们听到鼓音，以为是有人击打，但实际上这并非是机械式的敲打，而是受到扩音器的声压而致。一方面这与青海的地形有关，另一方面关系到人类做音乐的方式。我想象中的声音，比如落岩，就是在某一时刻激发人类的灵感，使其开始自觉的用物敲打。这一刻就诞生了鼓。我现在就重现了这一时刻。此外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有一种刑罚叫做投石，就是人们向被判刑的人投掷石块，直至他渐渐忍受不了疼痛而死。听到那些落岩的声音，这样的情景就会偶尔浮现于脑海。

     ZH：通过这次旅行，您心中的中国形象有什么变化么？
     马尔克：我想说的是，无所谓改变，因为它现在才刚刚形成。我是那种单从媒体报道上不会对什么东西形成概念的人，因为我必须去亲身经历。我发现青海到处都不是很卫生，可以说很原始。有时候那种噪音对我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尤其遗憾的是我这一路上都没有翻译的帮助，我在西宁没能找到一个翻译。所以我与当地人沟通困难很大。但是我发现，一旦我用纯粹的欧洲价值标准来看，那里的人就显得极端粗野、毫无顾忌；但肯定不是这样的。这里的人只是与我们不一样。
     比如我认为中国的交通就很糟糕，看上去似乎每个人都是想怎样走就怎样走，他们眼里都只有自己。很有意思的是，这与中国人在欧洲的形象——注重集体主义精神——恰恰背道而驰。当然在很多方面还是符合的，我并不是说中国人都失去了自我，但我有这样的感觉，恰恰是在道路交通上人们显得极其自我。而且我经常感到人们的注意力高度不集中，大家都心不在焉，各走各的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除非别人非常大声的向他们搭话，或者司机师傅着急的按了三次喇叭以后，才像从梦里惊醒一样有所反应。
     近十年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在很多方面都有所改善。我认为，如果政府能把事情做好，这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证明。另一方面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我在德国的许多朋友都说：“我绝对不会去中国的，我绝对抵制这件事。”这当然是个问题。关于美国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问题是，这对于这块土地上追求美好的人、那些对我和我带去的东西感兴趣的人，是不公平的。我从外面来，带来不同的文化。对此感兴趣的人却被那些说“我压根儿不想来”的人忽略了。因此，我来到这里，因为我想要交流。这是我的兴趣。而这里又有足够对我感兴趣的人。

     ZH：您以后还会以中国为题材做些什么？
     马尔克：我一定会创作更多的音乐作品。2006年我在台湾录音，那个作品已经被录制成CD发行了。现在我还在青海、广州、香港和北京做了录音。或许将来我会制作一个合集，加在那个台湾的作品里面。我想我将来无论如何都要再来一次中国，或许能在这里设计新的声音装置。

     ZH：您是否可以设想把中国艺术家邀请到施瓦本的高山牧场或者德国的沼泽岛去？做一个德国的“消失的现场”？
     马尔克：（笑）来德国的沼泽岛，我觉得很不错。但是我想一定得给他们配备翻译。或许可以到梅克伦堡-前波莫瑞来。梅前州也是一个个别地方欠发达的地区。这其实是德国联邦州中最贫困的一个。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地区，比如这里聚集着很多新法西斯主义者。我想这一定会引起中国艺术家的强烈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