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对于中国现代留德学人来说，他们走的是一条风雨飘摇路。在不知前途的艰苦中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陌生的异邦，支撑他们的精神支柱，无非还是家国兴亡。虽然由戊戌到五四，从先生一代到学生一代，学人的价值观已经有所区别，但在为中国寻路这点上，却没有丝毫更变。蔡元培说的是要“救中国”、王光祈强调的也是要“为中国之借鉴”，甚至连标榜“学术独立”的陈寅恪，钻研学术，所关心的仍是“救国经世”，季羡林一旦博士答辩完毕，“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国和家”。

     而区别或仅在于具体路向上的选择，如蔡、马等人仍更多抱有传统士人的入世情结，宗白华等已经明确了文化寻路的方向，而在陈寅恪看来，救国经世之道“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伤感“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当年留学生的风雨留学路，确实令人感慨不已。
     应该说那一代留德学人与知识分子的形象，作为民族的精英人物，其人品道德、学问能力，都是第一流的。其时在欧陆时常往来的一批浮云游子，包括了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赵元任、宗白华、李璜、曾琦、王光祈、魏时珍、何思源……这些留德学人的基本思路，不妨以宗白华“文化批评家”的思路来概括，即“寻出新文化建设的真道路来”。时刻不忘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当是那代学人的共同特点。那代留德学人的基本思路虽各自有纯正的学术追求，政治主张甚至差异很大，但绝非不理世事的书呆子，且主要兴趣都表现在广义的大文化领域。
     在宗白华，虽然研究的专业是哲学，但对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一直牵挂于心。其发源于早年，而日后逐渐成型的文化建国理想其实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包容性特征，可视为留德学人回应“文化寻路”的集大成者。因为，就广义的文化建国理想而言，举凡学术、教育、文学、美育、文化批评等，都被包括在内。故此，致用大学理念、民族文学观、学院写作等都可包容于其中。 然而，我想追问的是，虽然留德学人作为个体都作出了不俗的成绩，尤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彰显了重要意义；但就整体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而言，真的寻到了一条理想的道路吗？或者，我们可以更直接地追问：文化寻路路安在？前贤含辛茹苦，乃至呕心沥血，所发掘的宝贵资源，对于今日仍然“在路上”的中国现代文化而言，文人学者究竟有哪些值得借鉴和总结的，有哪些可以继续发扬光大的呢？在我看来，有以下问题深值思考：

     一、 单兵作战与文人集团
     关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如何借“报章杂志”来构建文人集团，以强化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影响力的问题，其实已有研究者加以关注；而就实际来看，留德学人自身也同样有所意识，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问题在于，各种各样的组织，最终的命运仍不免于风流云散；所以，形式上的组织并非至关重要，实质的合作才是问题的关键。就这点来看，留德学人的总体情况还是以单兵作战为多，每个个体都确实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影响重大，但作为整体而言，似乎远不如留美学生那般形成集团力量。

     二、 政治与文化的分野与沟通
     如何处理政治与文化的问题，是历来中国士人的一大难题。要知道，近代学人中很多“并不是一开始就致力于学术，而是受时代潮流的激荡，往往一个时期无意为学，有心问政”，列举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熊十力等莫不如是”。只有介入政治才能实现“经世济国”理想的模式，随着罢科举、兴学堂，尤其是进入民国后，新的教育、学术、文学、传媒等文化生产制度的确立，已经逐渐消解。宗白华对文化路向的选择，以及对政治的排斥，就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
     但是否只有远离政治、亲近文化才是唯一的正确出路？其实大可不必纠枉过正。其实，选择政治也好，亲近文化也罢，在回应为中国寻路的这个根本命题上，大家都无矛盾。而不管是直接地介入政治，还是以文化的方式选择立场，都不可能没有对社会的关怀，对国家的关注。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中心人物之一，胡适徘徊于政治与文化间的身影确实引人注目，但这或许正是留美学生群体的一大特点：他们不必真正出任政府要职，但对于政治的关心，始终不能忘怀。这种以公民身份来关注政治的立场，似乎是留德学人所缺乏的。这或许与美国的民主背景与德国的专制传统有关系。但对于不断迈向现代化与民主的中国来说，学人对政治的淡漠恐怕未必就应视作一件绝对的好事。

     三、 西学别择与中国本位
     就中国现代知识界而言，在1920年代以后，逐渐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有了理性的反思与认识，中国本位的立场日益彰显；但对于西学东渐这一宽泛的概念，仍然缺乏深入的认识，尤其是在区分不同国别的思想资源上，似乎还远未达精细的地步。对留德学人而言，中国本位这一命题没有疑义，其所作为，都可归纳于此；但在如何对待西学这一问题上，留德学人是否发明出自己的方法呢？
     德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的高等教育国家，当然具备西方现代意义的学术学科分类。但如何拿来，其实对留德学人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代留学生“求博不求精，求泛不求专”是普遍特点，而何处理好这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更是这代学人无法回避的。
     但就现代中国的历次重大文化论战的表现来看，留德学人不但未能形成整体的力量，而且身影寥寥、表现不佳。具体而言，他们在坚守中国本位上，思路相对清晰；但在对西学的别择上，似乎仍缺乏足够的反省与清醒的认知，与留美学生相比，留德学人对德国思想资源的引进和输入，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个体的感性认识与工作努力，而很少将之上升到理性高度来阐发，尤其缺乏对中西文化融合、知识输入与创造等宏观问题的深度思考，更不用说是有策略、有规划地加以实行了。而这一点，或许正是他们可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作出更大贡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