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中国现有盲人 670 万，约占全球盲人总数的18%，外伤、疾病导致每年新增45 万盲人，平均约每分钟出现一个新的盲人。这个群体是非常庞大的，由于农村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盲教资源匮乏，普教和特教体系分离，很多盲童无就学条件。盲人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盲教师资水平也都存在一些缺陷。医疗社保体系不完善，盲人的教育就业问题日见严峻。     
     汉堡大学的德根哈特教授10年前曾到访中国，面对当时的盲教现状，深感开展中德盲教合作的重要。回德后，他四处筹资，自2002年起，先后对北京、成都、青岛、沈阳、太原、武汉等地盲校的教师进行了复明教学法的培训，计划至2008年底完成15所盲校师资的培训任务，建立盲教协作网，借以整合资源、改善盲教环境。回顾这些年和中国同行们的合作，这位“大鼻子”感慨良多。

盲人并不是什么都看不见

     10年前的北京，盲教和社会服务体系的现状很令人吃惊：一些盲童的父母不知道北京有盲校；有的家长替孩子从国外买来助视器，却因为使用不当，不见效，而闲置一旁；盲校里，门窗和墙刷的是同色，照明不够亮；楼梯、走廊没有醒目的或触摸式标识，把全盲和半盲混为一谈。全盲看不见，半盲却还有微弱的视力。注意在学习和居住环境里使用对比色、触摸符号、大字标识、给盲人配备助视器，再有针对性地做行走和生活技能训练，会大大提高他们“看”东西的能力。在中国，我一说“提高视力”，大家马上想到眼科手术。手术改变的是“生理视力”，通过上述方法则能提高“非生理视力”。是视力，就能为盲人所用，提高工作和生活的质量。

在中国，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德国

     文化冲撞是相互学习的契机。汉堡大学盲教系曾有3批学生随我来华考察，当大家看见一间教室里，几十个盲童用各自的语调和语速大声朗诵课文，嘈嘈杂杂，实在匪夷所思。我给盲校的教师上课时，他们很安静，不提问、不讨论，留下我唱独角戏。相互适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慢慢地他们接受了我的讨论式教学，我也发现填鸭式教学在中国行得通，学生学得好，师生关系也很融洽。这或许正如韦格尔所说——“学习不只是分析式地吃透所学的内容，也是直觉上的领会和感悟。”由此，我们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德国的教学模式，反观反思一些习以为常的事物。可以说，在中国，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了德国。

“关系网”根本不是中国的强项

     中国呆久了，会对“礼宾”有所了解。无论受谁之邀，东道主总会说：“你是我们最重要的客人”，衷心，恳切。其实，盲校还有来自美国、新西兰的合作对象，“最重要”的客人何止在下。出于“礼貌”，东道主一定要强调这个“最”。于是，约访时间是岔开的，偶尔碰到，也都是擦肩而过。
     但凡有书介绍中国，必提“关系”，似乎中国人最通晓关系网。实不敢苟同，在我看来，“关系网”根本不是中国的强项。是不是 “最重要”的客人并不重要，既然大家都是来做合作援助的，为什么不可以搭建一个国际化的关系网，互通有无，齐心协力，快速高效办实事？我相信美国同行也有这个想法，只可惜，中国的同行们落在“礼貌”的套套里，白白浪费了网络资源。

天时、地利、人和

     亟待解决的问题虽多，但合作有了中国教育部、残联和盲协的积极支持，就容易多了。中国人讲求“天时、地利、人和”，几方条件契合，才能成事。就我来说，没有妻子和家庭的支持，我是不可能每年在中国呆上几个月讲课的；没有中国同仁的努力，光靠我们这些“大鼻子”，也不行；没有德国米索尔友爱团结基金会、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汉堡卡尔•狄策基金会、盲童之友协会、林道的彼得•多尼尔基金会等机构和一些热心人的资助，更无法将愿望变成现实。目前我正与南京特教学院的同行们筹划新的“盲教普教整合教育模式”，让盲童今后能有机会入普通学校就读。
     中国的盲教工作任重而道远，它牵系到几百万盲人的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这里，仅靠教育工作者的力量是不够的，我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机构和个人关注并支持中德盲教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