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法布里斯•拉哈与中国学者范永鹏（音）

     2007年6月中旬，中德科学家汇聚北京就欧盟进行了为期3天的讨论，议题主要有：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欧盟一体化，欧洲福利国家的前景，欧盟对伊朗核危机冲突的解决办法。中国为什么对这类题目感兴趣？鉴于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的不同，中国的情况与欧洲有哪些类似的地方？“中国人意识到他们目前和将来均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他们在寻找解决方案。”曼海姆大学欧洲社会研究中心(MZES)的政治学家法布里斯•拉哈博士解释说，他负责协助贝亚特•科勒-科赫教授博士与中国同行开展合作。中国同行对福利国家特别感兴趣，这也是事出有因，“因为10至15年内中国将面对一支庞大的退休大军，这些人从未支付过退休保险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及在一些地区存在的严重失业问题，中国正在寻找解决办法与模式，欧洲属于其刻意留意的对象。

与未来的“优绩股”建立联系

     自从贝亚特•科勒-科赫教授博士十年前接手领导欧盟对中国欧洲研究项目的扶助工作起，曼海姆大学欧洲社会研究中心就与位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欧洲研究所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此合作关系得到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的赞助，1997年合作首先通过中国政府与欧盟在高等教育领域围绕欧洲一体化题目所签订的一项协定开展起来。欧盟之所以突然对中国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贸易伙伴的地位日益重要，当时与中国高校的合作仅仅是多个合作项目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近来似乎双方都对高校合作更加重视了。对欧盟的出发点拉哈概括道：“高校合作对欧盟来说是种手段，为的是可以比较和缓地促进中国向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尽管在中国不能公开讨论有关民主化的问题，但仍旧值得在年轻的科学家身上投资，“因为他们是中国的未来，20年后中国在世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要比现在更大。”在中国有可以信任的人很重要，而且最好是将能占据重要岗位的人。因为今天的年轻科学家就是明天的“优绩股”，他们知道“我们欧洲人的想法，或许还接受了一点儿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能够和这些人交流，因为我们使用同一种科学语言。”

发现科学新视角

     法布里斯•拉哈在曼海姆大学负责指导来自中国的科学工作者，这些人——比如他指导的最后一批博士生中的一个——研究“欧盟机构发展与集体认同感产生间的内在联系”。迄今已有约20名年轻科学工作者在曼海姆大学欧洲社会研究中心进行了客座研究。他们在此获益匪浅，拉哈说，因为他们可以学到新的教学方法，特别是能够接触到众多文献。“他们学到另一种做学问的方法，比如不同出处的文献在观点上可以互相矛盾，真理不见得只有一个。”半年来在曼海姆大学欧洲社会研究中心工作的政治学家刘作奎对“德国式的科研方法”颇感意外。教授们“开诚布公”地批评学生的论文对他而言也是件新鲜事，开始时这让他感到很困窘。最让他感到惊奇的是经验性工作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介绍创新性教学方法

     法布里斯•拉哈每年多次前往中国，或参加学术会议，或作报告以及在不同高校授课。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所要讲述的内容，而且也是为了介绍创新性教学方法。德国科学家们在中国遇到的往往是一片沃土，因为“中国的科学家们想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他们知道在这方面可以从我们这里学到很多东西。”这种说法是不是有些“思想殖民主义”的味道？拉哈摇了摇头。科学的传播虽然也是个政治影响问题，“但中国人很自信，同时也很实用。他们决不会1:1 地照搬一个模式。他们知道有各种不同的模式，他们从各种模式中挑选出自己想要和用得上的。”
     刘作奎无意中证实了这一点。当问到他在中国是否能运用在这里新学到的方法时，他客气地说：“我会尝试这样做的。但您知道，我们的文化与政治背景与这里不同。会有困难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欧洲

     在他的办公室中，法布里斯•拉哈同时还思索着这个国家那些无穷尽的矛盾（“一方面是处于曼彻斯特[原始]资本主义阶段，另一方面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共产党一党制”）和他的项目。“我们持续研究的是我们自己。这个与中国接触的项目帮助我们开阔眼界。中国科学家们提出的问题常常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欧洲。对我们来说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却突然以全新的视角出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