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与公民社会

    在Reeperbahn83号，地处一家小香肠店、汉堡王快餐和24小时饮料超市之间，一块并不显眼的门铃牌子透露出隐藏于此的机构名称：“圣•保利艺术协会”。这家会所只允许会员进入，你要在对讲机里报出进门密码。马尔特•史特卢克（Malte Struck）2006年底与六位朋友在共用的居所中开创了这家艺术协会，他说：“我们当然不能在这个街区里竖一块牌子，写上‘大家都进来！’吧。”
     这个小俱乐部是艺术协会大家庭中最近新成立的机构之一，而这种形式是德国独有的：德国艺术协会工作团体（ADKV）共有约250个成员机构，从小城下格伦宁根到汉诺威、再到不来梅港，它们每年组织2000个多展览。艺术协会拥有超过12万名会员，他们会定期追寻展览热点，足迹遍及全球，从菲尔登的诺伊豪森到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从茨维考到莱比锡高校的探访之旅，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会请国际艺术明星来到加尔陶的赛格河洼地，把艺术的脉搏从海德堡带到迪拜和加拉加斯。有些艺术协会有自己的收藏，有些甚至没有固定的展览空间；有的团体每年的预算可达150万欧元，有的则仅能为自己的项目活动支付250欧元。莱奥妮•鲍曼（Leonie Baumann）是ADKV的主席，她说：“艺术协会形形色色，就像协会里的人一样。”


    那么德国的艺术协会可以被作为成功模式或者未来模式参考吗？其实就算在那些颇具名望的协会里，处处可见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开辟事业的身影。无论在柏林、汉诺威、杜塞尔多夫、科隆，在布伦瑞克、卡尔斯鲁厄、海德堡，在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在纽伦堡和波恩，各地的艺术协会负责人平均年龄约为近40岁，正是他们和当下的艺术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些协会提供的还是通往上层艺术圈的跳板：艺术家可以在此加速发展自己的事业，除此之外，协会也高度保证了策展人在此拥有辉煌的职业生涯。乌多•基特尔曼（Udo Kittelmann，柏林国家美术馆指定总监）、斯蒂芬•施密特-伍尔奋（Stephan Schmidt-Wulffen，维也纳造型艺术学院院长）、尼古拉斯•夏夫豪森（Nicolaus Schafhausen，鹿特丹维特•德•维特当代艺术中心）——他们的策展人生涯都是在这片探索的领域中发展、拓宽或者磨砺出来的。
     可问题是，作为每个协会主要支柱的会员都在慢慢退出。征募新人又是件举步维艰的事情。“射击协会”、“牧羊协会”、“男声合唱团”这些名称或许让协会的形象不那么光彩照人。ADKV项目负责人卡琳娜•赫琳（Carina Herring）认为，“协会”这个词已经“让人联想到正在老去的一代”。因此后进的协会总监们常常在自己历史悠久的机构内碰到一些内部机制，2005年与汉斯•D•克里斯特（Hans D. Christ）一起接管斯图加特符腾堡艺术协会的领导职务的伊丽斯•德莱丝勒（Iris Dressler）谨慎地将之描述为“紧固的”，“艰难的”：在老的会员家族的艺术理解中，“某些带有艺术或者策展探索的实验形式已不再出现。”


     “批判思维的实验地”
    但是翻翻最近的历史，还是能发现令人慰藉的规律： 导致大瘫痪的危机往往是面向未来的改变的开始。战后德国的艺术协会为了重新恢复“堕落的艺术”的活力做出了几十年的努力。1971年，《时代周报》的一篇文章发问：“艺术协会还能存活到什么时候？”同时，科隆艺术协会中爆发出“偶发艺术”和“激浪派”的怒吼；柏林造型艺术新协会组织了“解放的斗争工具”展览；一批年轻的艺术协会负责人，如汉堡的乌维•M•施奈德（Uwe M. Schneede）、卡尔斯鲁厄的格奥尔格•布斯曼（Georg Bussmann）、明斯特的克劳斯•霍纳夫（Klaus Honnef）以及科隆的伍尔夫•赫尔索根哈特（Wulf Herzogenrath）等等为艺术协会的工作开辟了新的时代。


     在大多数协会中，艺术协会成员圈子里的核心会员自始至终都由传统意义上有教养的市民阶层人士组成——根据ADKV的一份统计，参与艺术协会的主要为教师、教授、法学家、文化工作者、艺术家和商人等——这个圈子的成长却相当吃力。ADKV主席莱奥妮•鲍曼认为，艺术协会成员的缩减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消费刺激如此巨大，但艺术协会要求的是个人的投入、有时甚至是义务。2006年初起担任法兰克福艺术协会主席的楚茨•马丁内斯（Chus Martínez）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们在哪里都可以成为会员，超市的会员，汉莎航空的会员。今天，会员更多地把自己看做要求服务的客户。但我们这里的会员体制表现的是归属性，你是某种理念的支持者。当然你也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回报。”此外，会员可以免费进入ADKV的任何成员机构；除了获取专为会员提供的艺术家年度手册之外，他们还可以低价购买画册。


     在艺术协会的历史中，它常常完全作为以营利为导向的企业出现：最初的艺术协会是依据相关条令作为“股份公司”和“彩票协会”被构想出来的，因此它们曾共同把大量买进的艺术品随机地抛售给它们那些带有慈善目的的、但也因此同样注重物质收益的会员。但艺术协会奉上的这种货币价值上的优势，在今天的消费刺激、繁荣的艺术展会以及会员积分、航空公司的回馈里程制度的夹击下早就失去了竞争能力。那么到底什么是艺术协会自身的存在依据？艺术协会应该在何处为自己赢利？
     也许就在这个为它们创造的颇具浪漫意味的公益观念的狭小地带上。楚茨•马丁内斯强调“我们必须为自由的缺口而战”，要建立一块“批判思维的实验地”。里奥妮•鲍曼心里则想着“对立于艺术市场的一片安静土壤”，在这块土地上，艺术家可以不为经济所迫地发展艺术策略，它们也可以“推动另一种生活、另外的讨论，推动可能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益处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