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与公民社会

     发生在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让世人见识到全球的民间组织 (或称非政府组织，NGO)有着庞大的人道救援能量，无论在捐款、志工和后续的灾区重建上，都可以发挥人溺己溺的奉献精神，为灾民提供各式各样的资源和关怀。在这其中，台湾的宗教团体，如佛教《慈济基金会》、《法鼓山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基督教《世界展望会》等等，以及民间的各个慈善团体，莫不积极动员，这些团体大多参与过1999年在台湾的921地震赈灾行动，因此累积了相当的经验，对于灾民的需求能够具体掌握，达到了慈善救助的目的。
     许多学者表示，在这场汶川大地震中，中国的民间组织展现了很大的潜力，代表着公民社会的萌芽。如果我们借镜台湾经验，可以发现重大的灾难，的确可以激发人类“利他”的天性，包括自动捐款、投入志愿者行列、表达慰问与关切……。而民间的组织结社，在慈善资源的汇集和利用上，往往强过于官方的行政机构，因为民间对于资源的珍惜程度，以及在运用上是否符合实际需求，通常比政府更有效率。譬如说，台湾在921地震发生后，民间组成了联盟，由各个公益团体认领灾区，进入到小区中“蹲点”，协助灾民恢复经济生产和正常生活，较具规模的宗教型和企业型基金会，更协助重建灾区学校、公共设施，这种种行动，皆反映了公民社会在慈善的场域有一定的舞台，甚至有时候替代了国家的职能，生产、输送、满足公共服务或是福利需求。
     当然，回顾起来，台湾在公民社会的发展上，经历过相当曲折的轨迹，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 (1949-1987)，台湾人民并没有充份的言论和结社自由。自从解严以后，台湾现有的公民社会雏形，乃是靠着民间的众多无名人士花费十余年的光阴，投注了大量的组织精力，才得以萌芽及成长。这其中最可贵的，应属一种“自觉”的“公民意识”正逐渐扩散，而真正在民间生根的“公民文化”也日益成熟，使得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破茧而出，不再依附于其它势力。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现代的社会组织一分为三，政府组织代表“第一部门”，拥有行政、立法及司法等公权力；企业组织代表“第二部门”，主要负责经济事务；至于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则统称“第三部门”，扮演着公民社会倡议、发声和治理的中介角色。在台湾，公民社会即是伴随着民间结社的蓬勃发展，开始形成可以与政府、企业鼎足而三的“第三部门”。

     以数量来看，全台湾正式登记的“社会团体”共有将近四万两千个，其中属于“社会服务及公益团体”类别的，约有一万两千个左右，显示以慈善公益作为宗旨的民间组织占了最大比例。如果加上“财团法人”(基金会)，包括宗教寺庙、私立医院和私立学校，其总数约有四千多个，这些民间组织五花八门，各自有设立的目的，不尽然都可以声称具有“公共性”和“自主性”。但是他们的行动不归属于政府或企业，尤其有些规模不大的社会运动团体，在环保、人权、妇女、教育、消费者保护等领域，经常主动出击，甚至进行立法游说，对于公共政策有不小的影响力，也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多元价值。
     若以慈善和社会福利为例，台湾这几年的趋势，是愈来愈多民间善款，透过如《联合劝募协会》来捐赠给各种不幸事件的当事人。《联合劝募协会》汇集捐款后，会依据个案的需求，再提供给不同的社福机构或案主，经由有组织的资源分配，比较不致于产生个别案例接受社会捐款落差太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台湾许多民间社会福利团体，如《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励馨社会福利基金会》、《残障联盟》、《儿童社会福利基金会》等等，都带有“倡议”的色彩，扮演着弱势者的代言角色，在法案和政策上发挥影响力。这些慈善和社会福利团体还组成“公益自律联盟”，提倡财务信息的透明化，以提高第三部门的公信力。

     综合上文的叙述，我们可以将台湾“公民社会”的成形经验归纳如下：
     第一：公民社会的外部条件，是人民享有基本人权，包括结社自由、集会游行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台湾在解严之后，社会中的多元利益透过各式各样的非营利组织及“公共领域”予以表达，也培养了一批活跃的“积极公民”。
     第二：公民社会的内部条件，与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相关，现代社会已演变为各种“法人组织”主导的“组织社会”，公民权利的行使则不限于选举或个别权益之维护，而表现于对公共事务之参与，以及公共政策之监督。台湾非营利组织在量与质上的变化，反映人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需求日殷，同时也增进了公民社会的“社会资本”。
     第三：欲进一步落实公民文化，并强化社会组织的公共性格，需要从家庭、小区、学校、企业、非营利组织、甚至到政府，全面性地推广公民意识，让个人之间的关系平等对待、相互包容与尊重，而团体决策也依照民主程序进行公开讨论，一个文明的公民社会才能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