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与公民社会

 
     问：姜韵声女士，您是Social Venture Group (SVG)的发起人之一 ，这家咨询公司旨在促进社会领域的投资，请问您当时要成立这样一家公司是出于哪些个人方面的原因？
     答：我们发现，中国的社会需求和资源之间缺少一座强有力的桥梁，于是我就萌生了与我同事们一起成立SVG的想法。2003年我回到上海时，在一家刚刚开始中国业务的面向孤儿的国际基金会的工作。这期间，我亲身体会到，这样一座桥梁有多重要。一方面，捐赠者必须能知道他们的捐款能得到合理的使用，另一方面，中国的慈善机构又需要与实力雄厚的捐赠者建立联系，这两者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渠道，缺少由独立的第三方所作出的可信赖的评估。正因为如此，SVG的服务才如此有价值。

     问：您的公司具体都做些什么？
     答：SVG 是一家慈善咨询公司，旨在使基金会、公司和家庭的捐赠意愿能以恰当的途径得到有效的兑现。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促进中国的慈善事业。目前我们正在为几个国际基金会提供投资策略咨询服务，还帮助一些企业制定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我们也帮助个人和家庭寻找合适的项目，以便他们以捐款形式或以志愿者的身份资助相关的项目。2009年圣诞节前夕，我们开通了中国第一个名为 “益赠网” 的在线公益礼品网站。在这个网站上，中国的捐赠者可以把为朋友和亲戚购买礼品的钱捐给需要帮助的人，比如他们可以为孤儿捐献一顿饭或植一棵树等。

     问：您从2006年开始一直在SVG工作，您觉得中国慈善事业在过去的几年中有什么发展吗？

     答：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变化非常快。在捐赠方面，中国企业的慈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企业捐款的数额超过了个人捐款的总额，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展趋势。许多最成功的企业家纷纷成立起了自己的基金会，尽管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尚在建设中。这些企业大多数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的中坚力量，现在它们又成为私人基金会建设方面的尝试者和开路先锋。
     所谓的非盈利组织(NPO) 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的非赢利组织在传统上并没有它们在西方那样的荣誉和社会地位，他们还得慢慢地赢得中国公众的信任和关注。从法律角度来讲，小的非盈利机构在中国还很难进行官方注册。尽管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来自北京的信号还是令人鼓舞——因为现在有的小型非赢利组织也得到了支持和扶植。

     问：中国的社会企业界人士姿态如何?
     答：中国社会企业的成长环境非常特殊。2005年，大卫•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的《如何改变世界》一书的中译本问世，关于社会企业的宣传由此也不胫而走。由于非赢利组织在中国注册受到一定的限制，社会企业就成了一个发展的趋势。我们还一直处在开创阶段，所以真正成功的案例只是凤毛麟角，但一些社会企业恰逢其时，开始了运作。手工艺术品、在农村教育或环保咨询领域建立合作是他们的工作重点。除了注册问题以外，这些社会企业在资金来源、人力资源和增长潜力等方面面临着与非赢利组织相同的挑战。2008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对这一领域的捐赠兴趣有了大幅的提高。迄今为止，我们已成功帮助一些客户尽早洞察这一领域的机遇。

     问：中国企业的慈善事业做得如何?
     答：中国企业的慈善善举在不断增加，特别是自2008年四川大地震以来。汶川大地震以后，那些被社会舆论认为捐得不够的中国企业家和公司受到了非难，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此前，公益性质的捐赠从来没有成为中国人评判一个企业的主要标准。值得一提的是王石事件，王石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公司董事局主席，他起初许诺捐赠29万美元，后来又告诫他的员工不要过度捐款，这立刻引起了舆论的谴责和围攻，结果是王石被迫收回向员工发出的告诫并追加1400 万美元捐款。当时在网络上还流传着一个被称为“铁公鸡”或“一毛不拔”的跨国公司的名单，像诺基亚、可口可乐、麦当劳和肯德基等大公司都赫然在目，这些公司虽然作出了快速反应，但显然还不够快。企业的人道善举当时面临着令人惊讶的和强烈的社会舆论的褒贬评论。这一经历使得企业在公益捐赠方面变得比以前更加敏感和警觉了。
 
     问：那么基金会的境况又怎样呢? 以前中国只有国家基金会，现在也有了私人基金会，它们与外国的基金会有什么不同吗?
     答：中国的私人基金会与外国的或者说西方的基金会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所处的法律框架完全不同，例如，中国的法律禁止私人基金会向私人募捐。另外，私人基金会必须缴纳企业所得税，每年的支出不得低于资本金的8-10%。尽管如此，私人基金会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私人基金会是非赢利组织领域最具增长活力的分支，它们的存在必将影响中国的慈善事业。

     问：非赢利组织在中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答：这要看我们谈论的是哪一类的非赢利组织了，因为它们都各自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中国有所谓的“GONGO”（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即政府自己的NPO）这一类组织必须向公众证明其透明性并接受公众的监督。国际非赢利组织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适应中国的国情并获得正式的官方注册。草根慈善组织同样面临官方注册的难题，组织结构和管理能力建设也是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问：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被称为是介于国家和经济界之间的第三领域，在西方，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在不同的利益代表中间建立对话，特别是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中国，不同利益团体的角色和关系不尽相同，您在这方面有何经验?
     答：在中国，政府是最大和最强有力的利益代表，从传统上来看，中国的大部分社会事业都由政府来承担，直到今天，政府在这方面还一直扮演关键角色。但是，当今的中国政府面对其它声音显得比以前更加开放。在中国，这个所谓的“第三领域”将一直与政府保持紧密的联系。

     问：如果有捐赠者愿意出资让您在中国设立基金会，您会成立什么形式的基金会?
     答：其实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目前我个人并不想成立基金会，因为法律和资金方面的门槛太高。

     问：您成功的诀窍是什么?
     答：慈善事业的关键是信任关系，如果有人问我的营销计划是什么，我就会告诉他：建立强大的关系，遇事慢慢来。我刚回到中国时，曾设想为在社会公益领域活动的企业建立一个基金或建立一个社会公益性质的联合基金，但中国目前的条件还不成熟，后来我意识到，认识和了解中国非赢利组织的环境，一步一个脚印地将工作向前推进其实更为重要。

     姜韵声女士，感谢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