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与公民社会

     南都公益基金会(Narada Foundation，以下简称南都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5月11日在北京，是一家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1亿元人民币，来源于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南都基金会定位为资助型基金会，扮演“种子基金”的角色。通过资金支持来推动优秀公益项目和公益组织，带动民间的社会创新，实现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它主要资助的项目有：新公民计划，5•12灾后重建，NGO支持与合作。

     刘洲鸿，35岁，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造林学专业。1999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先后在团中央发起的公益项目“保护母亲河”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工作。
     2006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社会福利专业博士学位后回到北京，参与了南都基金会的筹备与成立，并在南都工作至今，2009年后任基金会副秘书长。2009年12月，刘洲鸿接受了中德文化网的采访。



     问：中国目前大部分的公募型基金会和非公募型基金会都是运作型基金会，自己的钱自己做项目。南都基金会为什么定位成资助型资金会？
     答：南都的使命是支持民间公益。中国目前大多数草根组织很不乐观，自成立以来，靠境外资金的支持，但是喝洋奶会有很多问题，比如理念，还有跟中国社会现实不符合造成的冲突。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想非公募基金会能不能给他们一些资金，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更好的开展社会服务，同时也推动其他的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多向这些民间组织开放资源。

     问: 如何在项目的运行中实现南都“种子基金”的理念？
     答：最能反映种子基金这个概念的是新公民学校项目。这个项目的宗旨是让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上好学，资助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在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之外探索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民办公益的新公民学校。为保证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资金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来自南都的200万启动资金，我们叫种子基金，用来改善学校硬件，以及前一两年的运作经费、公益项目经费。二是一定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包括场地支持，政策支持。比如温州新公民学校，三分之一的经费由政府承担，另外三分之一向社会募集。如果还不够，其余的三分之一就面向家庭收一些。银川新公民学校，我们只投入了两百万，各级政府投入了两千多万，又无偿提供了50亩土地，建了一所全新的学校。
     每建一所学校，相当于南都投入两百万创立了一个教育NGO，可以源源不断的吸取政府和社会的资源，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问：新公民计划中的新公民是什么意思？
     答：我们的新公民计划不是从公民权利这个角度来谈，而是希望农民工子女积极向上的身份符号，农民工子女能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城市社会也能更好地接纳农民工子女。

     问：你们的新公民计划有一个目标，在5至10年间，每所学校投入150-200万，建100所这样的民办非营利学校。这个目标实现的怎么样了？
     答：我们当初提出这个目标，考虑的是从资金方面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三年了，我们只建了7所学校。温州一所，银川一所，北京三所。另外还有两所职业教育阶段的，北京一所，成都一所。除了学校，我们还建了一个教师培训中心。大概共投入1600-1700万人民币。

     问：为什么建设速度跟预期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答：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在实践中重新调整了目标定位，使其更加适应目前的社会现状。当初的预想是资助NGO来运作这个学校，不是南都自己来办校。这样对NGO的要求就很高，但是目前来看中国很少有NGO具备这样的能力。比如最初我们在北京找了三个NGO办了三所学校，后期发现这三个NGO都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来支持学校的发展，同时北京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还是比较滞后，没有购买学校的服务。由于政府补贴没有到位，社会资源动员也不足，学校的经费缺口解决不了，一直靠南都后续的投入捐款来维持运作。



     问：在这个项目上有什么地域差异性吗？为什么北京的情况不如银川或者温州好？
     答：是的，北京的政策相对比较滞后。作为首都，需要外来农民工来建设，但由于人口压力太大，又不希望农民工子女进城，增加城市的负担。这种矛盾心理造成在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积极性不够。

     问：2009年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组委会原本要提出一个基金会的自律公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改成自律宣言。专家表示，目前中国基金会的自律程度还是比较低，您怎么看?
     答：是的。在信息的公开透明上，例如财务信息，项目信息，决策信息方面，都不够公开。一方面跟基金会的自律意识不够有关系，另一方面媒体的监督，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也不够。比如说灾后重建款项的调查显示，只有4.7%的公众知道自己的钱花在哪里了。没有来自捐方的压力，基金会也没有动力做到公开透明。第三点，政府方面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条例来要求基金会必须做到自律。
     公约变成宣言， 因为时机不是很成熟，大家还没有做好准备。有些人会想， 搞到钱就好了，不想去遵守什么。但是如果从更高的标准来要求非公募基金会，捐款是享受免税的，这个也是公共财政的一部分，也就有义务向公众交代，同时也关系到这个行业的公信力。

     问：目前中国基金会的管理人才状况如何？
     答：很匮乏。尤其是具有领导经验和管理能力的人。现在好多基金会找不到职业或者专业的秘书长和管理人员。

     问：个别丑闻事件对中国慈善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您怎么看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答：我个人来看，很多问题是发展过程中要面对的问题，跟社会的发展，历史，法律都有关系，跟社会公众的成熟度也有关系。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公众的参与度比较低。公众参与方面的弱是与基金会的弱有关系，基金会没有提供给公众轻松便捷的参与渠道。
     中国慈善行业的整体状况还需要改善，包括法律方面的环境及公众的理解。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不能存在道德，经济，法律上的问题，只要把握住这个底线，什么事情也不会把你打倒。

     刘先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