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与公民社会

     超过两千三百万的德国人积极做义工，并且这一趋势还在上升。政界人士认为这是一个公民社会活力的表现，社会研究者则认为这是价值观积极转变的一个迹象。谈到价值观转变，它罪恶的孪生兄弟“价值观没落”很快就会出现。但是，关于公民参与的研究和体验报告表明，这种文化悲观主义是错误的。自愿参与者——这是指青年教练、志愿消防队、参与社会服务、教会机构、文化和业余活动协会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父母和助理人员。2004年的志愿者调查表明，有36%的公民自愿参与社会活动，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2%。许多迹象表明，2009年这一比例将会继续增长。难怪国家会把志愿者看作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并通过“社会参与者”（Die Gesellschafter）等活动给以支持。但是，这种新的共生趋势从何而来呢？

     乐于助人的自私分子
     汉堡的未来问题基金会负责人霍斯特•奥帕绍夫斯基（Horst Opaschowski）把这些人称为“乐于助人的自私主义者”，并看到一种“精打细算的助人精神”。他在接受《时代》周报的采访时这样描述自己的观察：“这样的团体是以互助为基础，而不是以博爱为基础的。”这样，他使人注意到了一种新的动机核心：以往，人们是出于一种内在的义务感进行投入和付出，比如圣经所要求的爱人如己的诫命，而今天，体验共同感受和在社会工作中证实自己，则占据了首要地位。


     国家对公民参与的巨大兴趣正是从这一点开始。民众价值观和动机的转变，非常适合于平衡公共事业的缺陷。国家不可能长久地独自承担满足文化、休闲和社会服务中不断增长的需求这一任务，这在1990年代末首次成为辩论的话题。足球教练总是被拿来当例证：这里的逻辑是，每周多次参加训练并体验一个球队的集体感受的小伙子们，几乎是通过娱乐的方式学到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但是，没有任何人能支付成千上万的专职足球教练的工资，这样，父母或年长的兄弟们必须被动员起来。

     没有专职就没有义工
     开姆尼茨阿瑟社会文化中心的苏珊•亨佩尔（Susann Hempel）在介绍自己与志愿者工作的经验时说：“如果没有志愿者，我们所提供的大部分活动根本就无法维系。”她作为教育学家在协调众多的青少年活动项目，并负责辅导协会的志愿者。她说：“无偿参与我们的各种节日、假期活动或戏剧项目的志愿者可以多达30人，他们需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并且明确他们的工作范围，这些要求是合理的。但是，这就要求专职人员进行许多组织和辅导工作。”认可大家所做的工作也很重要：“说一声谢谢必须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许多人所要求的仅仅是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希望成为这个集体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干完自己的工作了事。我们有四名固定的雇员，相信能够很好地满足这种需求。不过，小一些的协会在这方面可能就达到极限了。”


     因此，自愿参与的人都希望在自己的行动中发现意义。如果一个协会因为结构原因不能满足这种愿望，那么在争取志愿者大军的斗争中，这个协会将会很吃力。因此，联邦家庭部最近在“关于德国公民参与的现状与前景的报告”中指出，“有些公民社会组织反倒是提到公民参与的积极性陷入了停顿或者减退”。除了结构上的缺陷，报告的作者们还看到一种时髦因素：在1990年代，参与环保和自然保护很热，而现在，一些小的协会为寻找志同道合的奋斗者而焦急。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目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危机遏制增长？
     有时间自愿参与社会服务，这也是富裕的一种表现。为一日三餐挣扎的人，很难再去为施舍厨房征集募捐。所以，目前的经济衰退是导致更强大的共存还是加快个人化的过程，社会研究者们对此意见不一。这方面的实证数据还非常缺乏，不过，有一个数据或许可以作为正面发展的例证：2009年秋，负责社会与环境志愿年的协会获得了创纪录的参与人数：约37500 名年轻人决定在国内外做义工，这比2006年多了4500人。这一数据支持了奥帕绍夫斯基教授的另一个观点：“我认为年轻一代是先锋。我说他们是‘V代’，因为，他们注重的，也正是德国人总体上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信任，责任和可靠。”（译者注：这三个词汇的德文开头字母都是 V）这三种范畴，丝毫不意味没落，正相反，它们意味着，公民社会充满活力，与其俱行的是带来希望的价值观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