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与公民社会

     问: 安哈尔教授，您撰写的《市民社会国际百科全书》在2009年11月出版。我们在该书中能了解到哪些有关德国市民社会的情况？
     答: 许多关于德国市民社会各方面的内容，例如有关辅助性原则，它规定社会与国家的角色如何相互交织。这是分散地履行公共任务的原则，这种形式的原则只有在少数其他国家中有，而且，德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情况也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在美国，它从一开始就注意与国家保持距离，并更多地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地方社会，它往往被视作是与集中于华盛顿的政治权力相矛盾的。在法国，它的形成更多的是一种相反的模式。在那里，在1789年革命之后，在巴黎出现了权力的集中，而且这一情况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德国走的是这两种模式之间的中间道路，在这里，市民社会的出现相对较晚、它是随着普鲁士的崛起而形成的，二战后它在联邦德国继续和谐发展。

     问: 从国际比较来看，例如与美国相比，德国市民社会的位置在哪里？
     答: 美国在市民社会志愿行动这一主题方面经常被视为典范。但是，德国与美国的情况相差不很远。在美国，虽然志愿行动的比例更高，但是这又是与广泛传播的虔诚相关的。德国大致10年来才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积极的发展态势，政界越来越多地促进公民志愿行动和担任名誉职位。在这点上，所有大的政党的意见是一致的。

     问: 您是海德堡社会投资与创新中心的学术主任。您在那里研究国家、经济界和第三部门的力量关系。这三根社会支柱互相依赖的程度有多大？
     答: 很大。还在10年、15年前，整个市民社会领域几乎未被作为主题提出来。当时重要的是国家的或经济界的角色。至于两者之间还有第三部门，这是慢慢才进入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意识中。我们为我们的研究中心的名称有意识地选择了“社会投资”这一名称，而不是市民社会。这是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在那些国家更多的强调公民自我责任的社会里，社会是如何投资到它们自己的未来中去的。谁关心2030年德国的公共物品？这是一个我们希望回答的问题。


     问: 要求个人承担更多责任，这种呼声不只是在德国能听到。全球化对全球范围的社会施加了巨大压力。在这一方面，市民社会在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答: 如今出现了这样的趋势，即各个国家的市民社会尤其是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相互联网。而且，市民社会与跨国的执政机构和企业的合作也日益紧密。全球化世界的问题已经几乎不再能由民族国家的机构来解决了。这一点我们恰恰在金融危机中看到了，或者在环境保护中可以认识到。联合国作为机构同样常常太弱，为此，市民社会在这方面被赋予中心角色。这里举一个例子：位于柏林的、致力于反腐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为各国政府提高透明度以及对腐败国家施加压力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

     问: 您把市民社会中的志愿行动称作社会投资。那么，这种投入能为公共利益带来怎样的“利息收入”呢？
     答: 可以认为，“利息收入”在于，无法再想象把所做的奉献从社会中消除掉。您试想一下您家门口的花园，或者您所参加的体育协会的工作。谁来承担绿地的维护工作或者足球爱好者的训练呢？这个事情可以由国家来做，但是为此公民必须缴税。这个事情也可以由市场来做，但为此人们必须付费给服务人员。或者人们自己把这个事情承担下来。这个“利息收入”，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学上的意义在于，通过参与一个共同的项目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自由社会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