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感知与影响

     2010年6月14日，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在柏林发布题为《德国媒体中的中国报道》的调查报告。基金会董事芭芭拉•翁米席格（Barbara Unmüßig）介绍说，这个调查的一个起因是中国方面经常强调对德国媒体的不满。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报道在德国媒体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从德国驻华记者现在已经超过三十人就可以看出来。翁米席格说：“我们想知道：这是否能提高质量、增加背景报道和丰富区别与多样性？”
    这份调查报告是针对这个争议话题的迄今为止内容最广泛的报告。其作者卡罗拉•里希特（Carola Richter）和塞巴斯蒂安•格鲍威尔（Sebastian Gebauer）除了对六家主流平面媒体（《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日报》、《焦点周刊》、《明镜周刊》以及《时代周报》），也对2008年电视一台全年的《每日新闻》以及电视一台和二台的另外25种节目进行了仔细考察，对涉及到中国的8800篇报道中的几乎一半进行了质量分析。作为补充，作者们还对多名驻华记者和亚洲编辑进行了采访。
     马库斯•王采克（Markus Wanzeck）代表中德文化网采访了报告的作者卡罗拉•里希特。

     问：里希特女士，现在发表的关于德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调查报告是迄今为止对这一话题内容最广泛的调查。您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
     答：媒体中有两种中国形象。一方面，在经济报道领域对中国的讨论几乎可称之为亢奋，与此相对的是一种针对冲突的讨论，总是聚焦于同样的话题，比如西藏或人权。另外显现出来的就是报道的扭曲，其原因是我们称为“定位讨论”的现象。

     问：这场讨论的内容是什么？

     答：是要通过德国媒体获得德国衡量中国的标尺。媒体试图为这个兴起中的大国定位，这时中国大多被看作威胁。通过这种定位的迫切感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德国国内的心理状态，而不是中国内部确实重要的题材和视角。许多报道体现了德国的单方面视角。看待中国的非洲政策时，部分新闻报道甚至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对中国在原料开采上与“无赖国家”交往的原因只字不提：或许，表达得尖刻一些，也是欧洲和北美的新殖民主义政策阻碍了这个国家进入其他国家。

     问：在经济报道上，您发现了一种类似的片面——即片面的正面。
     答：可以看到的倾向是，媒体毫不思考地接受德国公司工作人员兴奋的观点或者公关宣传消息中经过包装的东西。这很令人诧异，这是有限的新闻工作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有大量文章反映了一个成问题的中国形象，恰恰是在经济间谍和盗版产品方面。这两种观察角度的共性是高度的情绪化，这种情绪是由从德国看中国的视角决定的。

     问：就是说，德国对中国的报道不够冷静？这种报道看起来像是摇摆于沉醉和大醉初醒后的难受之间。
     答：可以这么说。其实，新闻工作本来应该介于这两极之间。虽然有几个很好的例子，比如，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内部的发展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更大的关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深入而恰当的新闻报道还是太少。

     问：您的报告指称德国媒体的中国报道题目范围狭窄，视角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核心内容注重冲突。这难道不是媒体报道外国时普遍面临的指责的吗？
     答：是这样，这就是典型的媒体逻辑——时效性、名人、冲突、灾难，这是人们感兴趣的呀！我们经常听新闻界人士这样说。但是，需要被置疑的正是这种听起来不言而喻的真理。或许人们也会真的希望了解一个国家，而这只能通过多面性的报道才行。在题目的多样性方面，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并不糟糕。这是必须提到的。

     问：尽管如此，有些中国的观察者还是因为2008年的许多负面标题而怀疑媒体有针对中国的“阴谋”。
     答：阴谋自然是谈不上的。媒体有些地方选题很狭窄、过于集中，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已经提到的定位讨论。尽管如此，从所有媒体中可以看到德国国内的多样化：对中国的不同观点碰撞，并在媒体中得到体现。不同媒体间也存在这种多样性，无法辨认出一个统一的方针。

     问：那么，这种激动的讨论从何而来呢？毕竟，当时连“德中媒体战争”的说法都出现了。

     答：我认为，这种激烈程度的部分原因是，中方始终把德国看成了朋友，然后对德国的媒体也就有了相应的要求，希望看到友善、正面而令人愉快的报道。中方对媒体报道在德国的意义有错误的理解。达赖喇嘛访问后双边关系陷入冰期时，媒体被指充当政治工具，德国记者觉得这不公正，有些人很苦恼。

     问：而这又反映到了他们的报道中？
     答：部分是这样的，比如在西藏骚乱时最初的报道就可以看出这点。记者不允许进入西藏，得到的信息一看就显得缺乏可信度，这就导致了在报道中反映出的带有偏见的观点。中国军方的行动开始的时候被夸大，而中国电视台中藏人对汉人施暴的画面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当真。在这个阶段，只有《日报》和《时代周报》记者花久志（Georg Blume）进行了深入多样的报道——他和同事克里斯丁•库弗（Kristin Kupfer）是仅有的、还可以到这个地区的德国记者。

     问：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除了您调查的媒体，只有很少媒体有能力派遣驻华记者。政治学学者托马斯•黑贝勒尔（Thomas Heberer）相信，正是那些没有这种特权的地域性和在线媒体传播一种片面的、充满成见的中国形象。
     答：调查对象的选择这一点，往往是对这种研究进行攻击的一种可能性，但是这里有一个时间和经费的问题。我们把调查研究限定于对德国的国外报道具有舆论形成意义的最重要的几家媒体，它们常常决定较小的或地域性媒体的方向。

     问：凯•哈费兹（Kai Hafez）在报告评论中所说，2008年不仅仅因为奥运会而“完全是一个持续的特殊情况”，您为什么偏偏挑选这一年来进行有代表性的新闻界分析呢？
     答：从报道密度上看，2008年自然是其他年份不可比的，但是我们认为，2008年对中国报道来说是一种处于聚焦镜下的情况，占主导地位的特定论述模式、题目和成见也比其他年份更显而易见。

     问：中国在经济和世界政治以及媒体方面将会越来越引人注目。关于中国的那些沿袭已久的陈词滥调从媒体中消失将会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对吗？
     答：要说描写到的国外新闻报道中的那些普遍机制，我持怀疑态度。不论是对中东还是对非洲的报道，我们还看不到一个真正的转折，对题目的选择经常还是依靠那种肤浅的新闻逻辑。不过，我想，我们称之为“定位讨论”的那种对中国充满恐慌的评价将会减少，如同1970年代对日本充满恐慌的那种报道已经减少一样，这将会有助于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减少情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