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感知与影响

 

     问：我们今天坐在一起讨论中国的新闻媒体现状以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国的新闻检查机构对媒体实施监控，并且可以随时解雇他们不喜欢的记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新闻媒体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境地？
     赵静：不仅是解雇记者，整个刊物遭到关闭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我曾就职的《21世纪环球报道》就在2003年因为发表了批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文章而遭到处罚。报社当时正派遣我到伊拉克担任战地记者，刚到巴格达三天，我所在的《21世纪环球报道》就不存在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如同一名士兵发现他的祖国突然从地表消失了一样。在中国建立专业的、独立的新闻媒体是需要时日的。因为几十年来，新闻媒体作为共产党的喉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们对公众实施教育并且为在这个庞大国度里建立一种国家意识而做出贡献。然而，一些预示变革的信号已经出现，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中国摆脱宣传控制已经为期不远。

     问：说到新闻自由，中国还有一段路要走。
     赵静：今天的形势与20年前的形势并不具备可比性。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一些国有报社的员工也参与进来，他们曾经高举标语，上面写着：“不要相信我们！”。当时的中国媒体根本没有任何可信性。

     问：那么现在呢?
     黄燕：有句话叫毁庙容易建庙难。媒体一旦丧失了信誉，那么就很难再次得到公众的信任。很多中国人，当然还有西方媒体以及关注中国的人普遍都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整个中国媒体。
     赵静：中国的《参考消息》具有300万份的发行量，是中国最畅销的报纸，而报上刊登的却全是国外媒体发表文章的中文译文。你想象一下！太奇怪了，不是么？
     黄燕：但是，由于怀疑的态度深深地刻在西方人的心中，于是他们便忽视了中国在过去几年间发生的很多细小的进步。同时，他们还经常以不公正的眼光看待那些在如此艰难条件下工作的中国记者。

     问：您可以就此举个例子么？
     黄燕：我们不能仅仅从新闻专业的角度上思考和工作，还必须要考虑到中国宣传部看待问题的方式。

     问：这样是为了乖乖地自我审查，并且事先删除不符合要求的内容？
     黄燕：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一些题目当然属于禁忌话题，但是我们总是会发现些回旋的余地。汶川大地震刚满一周年，我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个地区的一位国家公务员自杀了。政府派遣他帮助因地震遭受伤害的人们，但是却没有人为他提供帮助——他自己在地震中失去了儿子。对此他无法释怀，结果寻了短见。我很清楚，这个题目非常敏感。于是我马上让我们报社驻当地记者以最快的速度写一篇文章报道这个事件。该报道在第二天发表，这个时间刚刚好。因为一天之后这个题目就出现在宣传部门的禁忌名单上。遇到敏感话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比新闻检查官的动作更加迅速才行。

     问：在这个禁忌名单上都有哪些内容？
     赵静：这个名单很长，而且不断地变化。但是固定的内容肯定有法轮功和1989年6月4日对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以及对共产党高层的直接批评。
     李方方：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名单上的内容在逐渐变少。去年，我们在《China Daily》上首次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同性恋生活的文章，而这在五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一些我们五年前只能以粉饰的方式报道的话题，现在也可以适当贴切地报道，其中也可以包含一些批评观点了。
     赵静：没错，《China Daily》在有些地方已经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差不多了。
     李方方：对于如何开始写一篇报道以及选择怎样的标题，我们要有一种敏锐细致的感觉。这样在继续写文章其余部分的时候就有了更多自由。我在报社的经济新闻部工作，这里完全遭到禁止的话题并不多。
     赵静：这里有一点必须要说清楚，《China Daily》作为中国最大的英文报纸，其读者对象主要是外国读者，因而相对其它媒体而言可以拥有更大自由。

     问：中文和英文媒体享有不同的自由度？
     赵静：这是肯定的。中国的英文媒体通常可以更自由地报道。政府不信任民众，而大部分中国民众并不懂英文。宣传部对英文媒体的监控也就不那么严格，因为他们认为反正也没有多少人能看得懂。这也是为什么当涉及敏感话题的中文网页遭到严查的时候，外文的相关网页在中国境内却依旧畅通无阻的原因。

     问：这种区别在记者方面也能体现出来么？自由主义记者在外文媒体工作，而支持共产党的记者则去中文媒体任职？
     赵静：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大部分记者的思想都是自由的。即使是那些刚开始工作并且拥护共产党的人，工作几年后也会不堪宣传机器的疯狂检查而被“腐蚀”成正直的记者。日常工作所面对的各种荒谬的事情能够使大部分人明白新闻自由的真正价值。
     黄燕：我很怀疑那些一味坚持中国式思维，又从未见过中国以外世界的人能否成为优秀的记者。中国人的心性与批评性的新闻媒体并不相配。我认为，中国人必须学习一门外语，才能学习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从未离开过中国这个封闭的环境的人就缺少一种比较的视角，也就是说无法将所写的东西放到一个整体的环境中予以考量。

     问：你们三位都拥有比较的视角：你们都在欧洲或者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对这些国家的媒体也有所了解。你们如可评价西方媒体所做的工作？
     黄燕：现代新闻媒体是西方世界的产物，在西方已经发展成熟。相比之下，中国的新闻事业才刚刚进入“青春期”，因而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另一方面，据我观察，西方媒体有时也拿自己的信誉冒险：常常寻找一些耸人听闻的内容，有时也会成为追求轰动效应的牺牲品。对中国的报道就是一个例子。
     李方方：没错。几天前我们还在编辑部讨论了这个问题。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将疑似甲流患者关到黑暗的、肮脏的屋子里封锁起来。也许这个现象在一两个地方出现过，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来说绝对不具备代表性，而媒体报道中并未提及这一点。
     黄燕：我也有类似的经历。BBC的一部电视纪录片以一个藏族旅馆老板和一个汉族出租车司机之间乏味的争吵作为典型例子来夸大汉藏两民族之间的冲突。我当时就觉得这样做的确很可笑。

     问：您认为那些看似值得尊敬的西方媒体是在对中国政府展开一场宣传战役么？
     赵静：西方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是有倾向性的。我并不认为其背后隐藏有宣传意图。我相信欧洲以及美国的大部分媒体都是独立于政治的。问题出在其他地方：无知、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以及紧迫的交稿时间。我曾经与一位任职于美国某知名媒体的记者打过交道，其本人对中国政治一窍不通，但是必须得写出些东西来，于是就用报道非洲的方式来报道中国，自己编造出一些冒险故事。
     黄燕：我认为不能把所有包含偏见的对中国的报道都归咎于文化误解或者记者知识的欠缺。一些西方媒体其实是有意识地在误导公众，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发表一篇吸引眼球的故事，亦或编出一个引起轰动的标题。
     赵静：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巨大而杂乱的特点，以及中国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个国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变革着。一个西方记者怎么会有能力准确评价所有事情？其实就连中国人自己也无法做到完全正确地理解中国所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