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仅只是宣传?


左:印度的童工,右:四川乡村希望小学,版权:www.icpress.cn
中国政府一次次遭到德国媒体严厉的批评:由于对人权的践踏、国内缺乏媒体自由,或者最近因为互联网在中国受到的审查。通过德国媒体能够听到、读到的关于印度这一与中国人口相差无几的邻国的批评的声音实在没有太多。人们会认为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毕竟中国是一党独政制,而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度参照的是西方的模式,所以原则方面没有什么可批评的。
果真如此吗?据《纽约时报》去年的报道,中国五周岁以下儿童的营养不良比例已减低至7%,而印度的这个数字令人难以置信地为42.5%,并且尽管印度的经济还在高速增长,这一数字却还在不断增加。2009年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2.9岁,与欧盟国家爱沙尼亚相同。而印度国民的平均寿命是63.4岁,换言之,今天的印度人平均比今天的中国人少活近10年。在教育领域中国同样远远领先于印度。根据联合国的报告,93.3%的中国人能够阅读和书写。同样的能力在印度只有66%的人掌握。生存的权利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同样属于人权范畴,这些权利在民主的印度每天遭到伤害的程度比非民主的中国要严重得多。这样的事实为什么绝少有机会通过德国媒体得以了解?
还有:尽管在印度实行民主制度,但在那依然存在各种审查,主要针对宗教和性话题。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的《撒旦诗篇》在出版后即刻被禁。内容涉及同性恋和易性癖的印度电影《紫色镜子》即使囊获几项国际电影节奖项,依然禁止在其国内上映。和在中国一样,在印度也有许多网页被屏蔽,可是德国媒体对此却闭口不提。取而代之的是报道达赖喇嘛的每一次行程,详细报道藏独人士的活动。再说在德国有谁了解那些印度东部处于战争状态的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和纳萨尔派的毛主义分子?他们在印度控制的地区面积相当于整个葡萄牙。
为了避免误解:毫无疑问德国媒体应该报道在中国对人权的伤害以及网络的审查,但是也应该注意报道的比例。或许也报道一些中国社会这样或那样的进步,比如根据世界人权组织提供的数据,在中国执行的死刑在最近几年里减少了三分之一。或者是“记者无疆界”组织公布的新闻自由指数里,中国从2002年到2009年增长了十多个点。报道中国政府在乡村进行的民主选举实验。或者报道马克•里欧纳德(Mark Leonard)在其获奖书籍《中国怎么想》里描述的那些中国教授和其他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辩论。基于目前西方新闻媒体的基本态度,在中国人口中越来越频繁地听到这样的话就不足惊讶了:“你们所谓的自由媒体仅仅是宣传而已。”
2010年1月26日WDR5电台首次播音和刊登了此篇文章。
柯立思(Christian Y. Schmidt)生于1956年,曾多年任讽刺杂志《泰坦尼克》的编辑。来中国前,他曾与其他作家合作写过《根舍人》(1990年)和《红色的仙鹤》(1994年)。1998年,他为德国前外长费舍尔写的长篇传记《我们是疯子》出版。2005年起,他与中国妻子一起生活在北京,并作为自由撰稿人为《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旅行杂志《Merian》、《新苏黎世报》、《时代》周报和《Jungle World》撰稿。2008年,他的游记《独自在13亿人中——一次横跨中国的旅行》由德国罗佛特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他在2009年出版了《来自中国的信》。2010年1月《独自在13亿人中——一次横跨中国的旅行》由龚迎新翻译成中文,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文:柯立思(Christian Y. Schmidt)
自由撰稿人,北京/柏林
译文:傅嘉玲
2010年2月
自由撰稿人,北京/柏林
译文:傅嘉玲
2010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