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感知与影响

新闻自由——第四权、民主保证、意见交换论坛

2新闻界——国家的“第四权”,版权:www.adpic.de
新闻界——国家的“第四权”,版权:www.adpic.de

德国基本法第五条所规定的新闻自由是民主社会的核心。德国人为之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互联网这一新媒介的加入更给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它是1848年革命的一个核心诉求——也是希特勒纳粹党最先取缔的一个民主权力。200年来,它属于民主社会的核心——它就是新闻自由。
     德国人为争取实现新闻自由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俾斯麦压制过自由媒体、两次世界大战中新闻自由失去了效力、在前东德新闻审查比比皆是。1945年后,西方盟国对什么是新闻自由做出了定义。但到1962年西德人才向世人展示,新闻自由对他们来说具有多么高的价值:阿登纳政府企图要让批判性杂志《明镜》封口,遭到公众的强烈抗议,以失败告终。警察占据编辑部长达数周之久的事情在今天已不可想象。
     “个人在报刊、广播和电视中表达意见的自由。是德国基本法第五条在最大程度上给予保护的基本权力。”这就是《媒体专业词典》中对新闻自由的定义。除此以外还要参见公众信息权、反对新闻审查,以及“内部”的新闻自由,即一份报纸的编辑部不受出资者和出版者干涉的自由。“没有自由的媒体,就没有民主。在报章被逼迫、被审查、被禁止的地方,在记者被恐吓、被传讯或因无法查明的犯罪手段而失去生命的地方,民主无法繁荣”,联邦宪法法院法官乌多·迪·法比欧(Udo di Fabio)在《索林根日报》200周年纪念会上如是强调。

     发现,揭露,革除弊端
     其实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还是会不断地一些事例,它们清楚地表明:如果不是记者的介入,很多事情可能会继续恶化。我们不一定非要举出轰动一时的案例,如联邦甲级队裁判的作弊行为,或者大众汽车的贿金、特别支出和公款旅游等丑闻。前东德国家安全局雇员担任现政府公职、柏林市由于对不良房贷基金做出担保而损失数亿的银行丑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付给那些专业募捐者的大笔佣金——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记者的独立调查和报道才被披露出来。而所有这些记者也都因其工作获得自1969年由新闻自由基金会颁发的享有盛誉的“守卫者奖”。

     翻译与解释
     媒体经常被理解为国家的“第四权”。报章、杂志、电视、广播以及互联网也越来越多的构成政治运行过程的中间层面,没有媒体,政治过程只会空转。没有一个公民能弄清楚市议会、联邦议会、欧盟机构或法院的资料和会谈纪要。那些专家和相关人员、协会代表和说客坐在一起说着自己的语言。新闻业者的真正的贡献即是通过报道让百姓能理解民主决策过程中的真实状况,他们要把重要的与非重要内容分开,将重要的议题揭示给公众。他们常常能够及时地给与当权者以警示,就像不久前,当新的联邦政府计划将他们的债务以一种“影子预算”的方式掩盖起来的时候。

德国记者协会成员集会支持新闻自由,版权:dpa,摄影:Becker & Bredel
德国记者协会成员集会支持新闻自由,版权:dpa,摄影:Becker & Bredel

     即便如此,记者协会和国际组织,如“记者无疆界”组织还是对德国的新闻自由表示担忧。在“记者无疆界”组织2009年的新闻自由国际排名表中,德国仅列在第18位。理由是:信息存储法律——按此法律,电信供应商须将交流数据保留6个月。“记者无疆界”组织认为,这一法律及其他在计划中和正在出台的法律可能会允许网上搜查计算机和监听电话,由此可能威胁到保护新闻来源的做法。

     媒体垄断
     威胁也来自于其他方面:记者协会多年来一直抱怨只有少数几个媒体集团控制着德国大部分的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贝塔斯曼、施普林格、鲍尔和布尔达——大部分销量较大的日报和杂志都属于这四家集团。并且,这四家集团和基尔希集团、《西德汇报》(埃森)以及赫尔茨布林克集团控制着私营的广播和电视市场”,汉尼·切尔(Hanni Chill)和赫尔曼·迈恩(Hermann Meyn)在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提交的分析报告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独立制作的日报数量从1950年代的225份降到136份(根据2006年公关词典数据)——尽管这里已经算上了两德统一后创办的报纸数目。更为严重的是来自国际媒体集团的影响,它们将媒体看作纯粹的利润机器。就像在收购了《柏林日报》后又不得不卖出的英国出版商大卫·蒙特格麦瑞(David Montgomery)曾表述过的,媒体的利润率至少应该达到25%。谁要是只为了利润最大化而办报,那他为了销量,会在编辑部会议之前,就在大脑中把每个内容都已削减为是提高销售量的诱饵。此外还有来自银行、大工业集团和各种各样的说客团体的几乎要淹没编辑部的公关稿件。

     互联网是威胁吗?
     而新的媒体形式会如何影响媒体及其自由度呢?今天已有百分之八十的欧洲年轻人不使用报纸和广播作为信息来源——他们直接上网。出版商和电视经营商一直以互联网页紧跟他们的需求。互联网开发者的目的与新闻自由和新闻质量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联。他们的出发点是使互联网使用者能够快捷、便宜和舒适地获得适合信息——仅此而已。信息娱乐而非背景分析,点状新闻而非整体关联——而且即使广告和公关信息也会出现,但只要使用者能在网络上找到想要找的有关最新电影或最受欢迎的迪厅的信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那些只把互联网看作是威胁的人,肯定没有认识到互联网能提供什么样的机遇。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竞选活动现在已成为了网络媒体在现代民主中运行方式的典范。他的竞选团队通过网络成功地将选民和支持者团体调动起来,让他们参与讨论、与奥巴马在推特微博上交流、邀请他们积极参与竞选活动中的某些具体的任务。简而言之:民主占据了一个新的论坛,这一论坛创造了大众直接参与和产生影响的更多和更好的形式。而且,所有这些完全不受大媒体集团的左右。
     德国的情况还没有到这一步。自由常常是在没有它的时候才会让人们渴念。新闻自由在公民心目中一直还享有很高的地位。马路报纸凭借直接反映市民所关切问题的大标题而达到最大销量(对于电视来说则是最高收视率),而是因为它们:在猪流感疫苗问题上的混乱状况、关于67岁退休的讨论、在体育场和地铁站等公共场合的暴力。这样,这些报纸就成为公民的辩护者,并为他们进行这些讨论。新闻自由是否有未来,取决于它在公民社会中如何被看待。只有当公民认识并珍视这笔财富,自由媒体也才有未来。

参考文献:
安雅·库纳(Anja Kühner)/提罗·施托姆(Thilo Sturm):《媒体专业词典》(Das Medien-Lexikon)。现代工业出版社
文:弗尔克·托马斯(Volker Thomas)
自由记者,柏林一家文本与设计社主管
译文:胡怡红
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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